大学生数字化贫困的多维度识别模型构建

文章构建了影响大学生数字化贫困因素的多维度识别模型,界定了高校大学生存在的6种数字化贫困类型:数字化富裕者、数字化创新贫困者、数字化认知贫困者、数字化服务贫困者、数字化信息需求贫困者和数字化素养贫困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南昌航空大学的学生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其存在的数字化贫困现象。在研究大学生结构性数字化贫困的前提下,将校园服务平台、数字化需求、数字化信息内容、数字化信息素养和数字化效率作为影响数字化贫困的5个强影响因素,并分析它们对上述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贫困大学生的交叉影响因素,指出大学生数字化贫困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大学生数字化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云南乡村数字化贫困分析及治理策略

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贫困在乡村弱势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数字化贫困影响着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课题组通过对云南省乡村数字化贫困的调查和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将云南省数字化贫困的影响因素分为物理层面、心理层面和资源协调层面,分别从身体条件、心理抗拒、经济拮据、技能缺乏、基础设施、社交环境、社会支持等内因和外因,分析各因素对乡村数字化贫困的影响,明确云南乡村数字化贫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数字化贫困地区需要加强相应的数字化培训,将新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者作为重点培训对象,着力提高他们的信息技术知识水平。同时,还需制定和落实吸引数字化服务人才到乡村服务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大柔性引才力度,为乡村数字化不断注入新血液。

数字化贫困群体的技术排斥行为:表现、成因与启示

文章聚焦数字社会中的“逆行者”——技术排斥者,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采用编码分析访谈文本,探究其技术排斥行为的表现、原因及实现“脱贫”的策略,旨在塑造更包容的数字社会。在表现方面,技术排斥行为可分为坚决排斥、高度排斥、比较排斥和轻微排斥,完全的技术排斥行为少,对网络信息和智能手机的排斥高;在成因方面,技术排斥行为受个人特质、心理认知、ICT应用等综合影响;在策略方面,并非所有的技术排斥者都需要扶贫,个体层面的扶贫需要“时机”+“社会网络”+“正向使用体验”,国家层面的扶贫需强化网络监管,提高ICT适用性。

高职学生数字化贫困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通过对宁波五所高职院校学生的数字化贫困访谈结果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归纳出高职学生数字化贫困的三个个体性因素,即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心理和数字化努力,并分析出高职学生数字化贫困的三个结构性成因,即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可推导出高职学生数字化贫困形成机理理论模型,从政府、高职院校、社会、高职学生和家庭等五个层面,提出高职学生数字化贫困治理机制,要从制度、资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自身观念、家庭教育等多维度主动作为、共同参与、协同治理。

农民数字化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数字化贫困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人口比重最大的弱势群体,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变革中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从农民数字化贫困内涵、表现维度、影响因素、数字化脱贫对策4个方面对农民数字化贫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农民数字化贫困现象;客观评估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拓展农村居民数字技术应用影响效应考察角度。

农村数字化贫困群体的ICT接受行为研究——中国六省市田野调查报告

本文将技术接受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理论引入数字化贫困研究,以我国六个省市十二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数据为依据,发现农村数字化贫困群体的ICT接受行为分为三个阶段:ICT的接入、ICT的使用和ICT期望。在此基础上,阐述ICT接受行为形成过程的三层传导模型,即由客观特征与情境指向主观感知,并最终传导至ICT接受行为。客观特征与情境包含主体自身的固有特征和外部社会环境;主观感知包含主体对ICT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自我效能、负面性感知、信息需求感知和使用感知等一系列因素。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化贫困归因分析——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调查以及相关数据

文章以陕西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数据为依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化贫困状态和成因进行研究,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将数字化贫困归因为数字化情境、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行为和外部支持四种因素,构建了农村地区数字化贫困的形成机理理论模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数字化脱贫的对策。

农民数字化贫困的结构性成因分析

本文基于丰富的田野研究数据、经验和理论,界定了数字化贫困的范畴,提炼出数字化贫困的八个核心要素,即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规范、数字化社会支持和数字化影响。根据数字化贫困现象的典型特征,以八个核心要素为维度识别并描述了中国农村社会中常见的数字化贫困人群:物质匮乏者、数字化文盲、脆弱的贫困者、孤独的贫困者、懒惰的贫困者、抵触的贫困者、徒劳无益者以及数字化赤贫者。在界定结构性贫困的前提下,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作为四个结构性强的成因,并依据田野数据论证其存在的事实,分析它们对上述常见的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型的多重作用机理。本研究强调数字化贫困的个体性成因不容忽视,但更需要关注结构性成因,并对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脱贫提出战略思考。

农民数字化贫困自我归因分析及启示--来自皖甘津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安徽东至县、甘肃天祝县和天津静海县农村数字化贫困田野研究的访谈文本数据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归纳出中国农村居民数字化贫困的常见归因类型: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情境和社会支持。数字化能力的缺失归纳为四种情况:数字化生理能力、数字化经济能力、数字化心理能力和数字化素养的缺失,这四种能力的缺失组合起来形成了数字化能力贫困的不同情形。数字化努力包含投入到数字化行为中的时间及基于此积累的使用经验。数字化情境是数字化贫困个体所处的信息基础设施、社会规范(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及传统认知)和运气。社会支持是数字化贫困个体从社会关系和社会机构中获得的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本文构建了农村居民数字化脱贫动态模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化脱贫策略。

“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价值探究

本文研究问题包括:多种数字化贫困现象如何在现实社会个体身上组合起来,社会网络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雪中送炭,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锦上添花。论文深入挖掘中国六个省市乡村田野研究搜集的117位数字化贫困者和47位非数字化贫困者的个案数据,客观评估其数字化贫困特征值,精确描述所涉个案的数字化贫困程度及类型;发现强关系和弱关系与现实中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后的个体的数字化求助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赤贫者的数字化贫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越多,他们获得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程度越小;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越少,他们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强关系对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数字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和徒劳无益者有价值;弱关系则仅对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有价值。

乡村数字化贫困风险的生成与抵御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为乡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也带来了一定的数字化贫困风险。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考察,当下数字乡村建设中生成的新型风险具有“数字鸿沟”“算法殖民”和“数字区隔”三种表征。数字化贫困风险的生成在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理想规划与乡村客观现实的冲突、乡土性与数字应用推广的不相容,以及数字社会中的风险转嫁和双重贫困再生产。为保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需要在数字赋能层面关照特殊群体、倡导与乡村文化接合的数字化建设、对技术垄断进行制度监管,以及健全数字社会财产与职业安全保障机制。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健全数字化贫困风险保障机制,让村民和村庄成为数字技术运用的受益者,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才能实现新时期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目标。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及其治理

精准扶贫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正从解决单一的收入维度的贫困问题转向消解教育、健康等更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扶贫方式更加注重"授人以渔"、智识提升、能力塑造的内生式扶贫。数字化贫困是人类步入数字化社会出现的新型贫困形式,是贫困人口跨越"数字鸿沟"、抓住"数字机遇"、分享"数字红利"、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脱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障碍。本文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发,剖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导致其对数字社会经济的参与不足。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亟需以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权利保障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经济的"数字红利"。

欧盟数字化贫困治理战略、实践及启示

信息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了数字化贫困问题,而欧盟通过系列数字化贫困战略的实施,实现了数字化贫困的有效治理。文章在阐述数字化贫困内涵和总结欧盟数字化贫困治理战略的基础上,采用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从政策和法律保障层面分析了欧盟社会数字化意识和理念的培养举措;从贫困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弱势群体数字化服务完善角度探索了欧盟数字化物理贫困的削减措施;从政府、学校、图书馆多维度探究了欧盟在数字化技能和数字资源利用层面的贫困治理实践。最后从数字化理念的普及、数字化贫困区域与群体的划分、社会各层面数字化贫困治理的联动三个方面提出了欧盟数字化贫困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农民数字化贫困及其减贫策略研究--江苏省以徐州为例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早在2015年,江苏省已经率先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然而在信息时代,贫困是多维度的,数字化贫困是数字化社会所呈现的一种新型贫困形式,主要是由政策、市场、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表现为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的不足。通过对徐州三县十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消融农民数字化贫困,需要以提升农民数字化能力为核心,建立教育信息化帮扶长效机制,有序推动农村地区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元主体合力参与,全面提升农民数字化活动的社会支持度。

青少年数字化贫困:现状、特征及对策

本文构建了青少年数字化贫困初始量表并测试修正,根据修正后的正式量表形成调查问卷,在全国范围内向青少年发放。基于调查结果,分析青少年数字化贫困现状与特征,并从公共图书馆的角度提出青少年数字化贫困应对策略,以期能够为青少年数字化脱贫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小世界行为理论的青少年数字化贫困成因分析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国家未来建设的接班人。研究发现,青少年虽然生活在数字信息资源丰富的环境中,但仍然身处数字化贫困之中。文章分析了青少年数字化贫困的成因,期许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急速发展,更好地为祖国数字化发展添砖加瓦。文章通过基于小世界行为理论的青少年数字化贫困成因分析,发现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数字化行为障碍。这些信息行为障碍遍布信息行为的各个角落,严重导致青少年处于数字化信息贫困。学校、老师、家长等社会各界力量,都亟需重视这一问题,帮助青少年完成数字化信息脱贫,让他们真正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创新力量。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民数字化贫困治理

数字化贫困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民发展权利实现的掣肘。在信息化时代,农民的数字能力是实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建设数字社会的基础。目前,农民数字化贫困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农村数字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民数字意识和能力不足已成为治理数字化贫困的现实障碍。面向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农民发展权利引领农村数字化建设,合理配置农村数字资源,提升农民数字化意识和能力,是有效解决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的治本之道。

我国数字化贫困地理集聚特征及时空演化机制

数字化贫困是我国现阶段呈现的一种新形态的贫困。文章基于数字平台、数字能力、数字行政、数字生活四个方面构建地区数字化贫困指标体系,测度了我国31省市区2006—2015年数字化贫困指数,并剖析其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演变及原因。进一步,运用基于邻接、地理距离、人力资本距离和距离衰减空间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数字化贫困减贫呈现两阶段特征;②数字化整体呈现由赤贫向精英阶层动态演进的社会移动,地理上呈现由东向西的"贪吃蛇"式推进特征,并且在地理上呈现一条南北贯穿的"数字化鸿沟";③数字富裕地区对数字贫困地区的"空间极化效应"可能的衰减边界为160～200 km。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基于核心资本概念的农民数字化脱贫阶段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不平等与数字化贫困领域的相关研究,借助核心资本的视角,分别在数字化归因和数字化脱贫两个方面提出了数字化贫困持续模型与数字化脱贫阶段模型。这一框架的提出背景是以往的数字化贫困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归因层次,而疏于宏观层面的群体研究;资本视角在数字化贫困研究中的使用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两个模型中提出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信息资本3个核心资本概念,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3个资本所构成的情境下分析了农村居民持续停留于数字化贫困状态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数字化脱贫的主要阶段。最后,本文阐明了两个数字化贫困相关模型对未来数字不平等研究的可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