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发展权保障的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为发展权的实现带来了良好机遇和巨大挑战。为了应对数字鸿沟导致的发展失衡、数字贫困加剧的发展赤字、数字歧视激化的发展矛盾、数字壁垒造成的发展失序、数字失范造成的发展受阻,有必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发展权全方位深度交叉融合而生成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数字发展权。为了确保数字发展权的实现,必须夯实全体人民共享数字发展权的经济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发展权理念,实现良法善治以确认、规范和保障数字发展权。在数字发展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方案与话语,值得向全世界分享。

数字发展背景下动画与数字艺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动画与数字艺术作为新媒体艺术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数字化技术构成、后期制作、宣传管理、大范围传播、运营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具有强增值性、高辐射、耗损低、渗透强的属性。以数字产业为依托的产业发展增加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能性,数字化的网络空间打破了过去文化传播和艺术品流通的空间壁垒,如当前大热的数字文创产品和数字艺术品形式就是在传统产品进行数字化后的产物,各类乡村产品数字化,能拓宽相关内容的传播渠道,扩大影响范围。在动画与数字艺术赋能下,以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挖掘高质量发展新潜力。

对“数字发展年”的理解

数字电视尽管可以提高电视这一产品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消费,增加收入,但我们不能指望它为广电带来太多的利润。广电对电视节目传送的垄断迟早会被打破,应尽早开辟新的业务领域。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从数字基础、数字应用、数字发展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8—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演变和转移趋势。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稳中有进,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东、中高,西、东北低”的整体格局;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非均衡性显著,东北协同性最优,且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多呈现“高—高”或“低—低”集聚态势;数字乡村发展状态较为稳定,邻接高水平省份有利于促进低水平省份的向上转移。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产业间结构转变、产业内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文章以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6—2019年的数据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维度、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子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和采取替代变量的实证结果均支持这一研究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消费升级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种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家庭金融排斥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2019年四轮调查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都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排斥;从排斥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端和借贷端金融排斥均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家庭资产端的影响更大。进一步,从不同的家庭类型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以及银行业等传统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是否驱动了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创新扩散机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对其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了高新区技术创新扩散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与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这种积极效果的产生机理,包括促进地方数字经济产品创新和提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水平。但机制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对数字技术应用规模的显著促进作用仅限于高新区内部,对外部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的影响甚微,这意味着国家高新区对地方数字经济市场需求的拉动力比较有限。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文旅资源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探讨

以国际视野审视河南省文化发展现状,紧紧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建设河南省文旅文创融合数字化资源中心门户,牢牢把握文旅文创高渗透性、强融合性和可跨越性特征,建立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数字化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厘清河南省旅游资源禀赋和优势,促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实施,推进河南文化品牌整合,带动河南文旅数字化发展。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

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智慧城市创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试验区设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集聚人才资源、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激励企业创新;第三,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位企业中更显著,且相比于渐进式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试验区设立对毗邻城市企业创新有正向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企业创新有负向虹吸效应。

大数据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数字经济发展、管理者持股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二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高管持股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数字经济发展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时更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仅次于工业,种植业作为农业的基础,其碳排放量在农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种植业碳减排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格局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种植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在理论探讨基础上,结合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种植业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农业生产功能与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规模经营来抑制种植业碳排放,且“技术创新效应”的贡献份额大于“规模经营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阈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阈值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

公共数据开放如何促进数字化发展——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公共数据在经济、社会、行政、科学研究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帮助人们理解公共数据开放如何促进数字化发展,文章借助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国家统计数据和部分研究者开发的评估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公共数据开放与其他因素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的途径。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共同推动数字化发展。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3条途径促进数字化发展,即研发经费投入型路径、市场规模拉动型路径、数字技术应用型路径。

数字技术发展能否推动产业协调发展?

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找新的路径。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发展影响产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将微观层面ICT专利授权数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技术,利用熵值法测算产业协调发展,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发展能够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在计算机类型数字技术、在沿海地区、在进入新常态之后、在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等情形,数字技术发展对产业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机制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发展将通过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推动产业协调发展。空间视角分析结果表明,周围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推动本地区产业协调发展。

区域市场分割、数字经济发展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分析国内区域市场分割对引进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分割显著抑制FDI的引进,主要由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并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要素流动效应和公平竞争效应三个渠道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缓解市场分割对引进FDI的负面影响,且存在阶段性差异及对优质FDI的改善作用更强;市场分割对国有企业、外销企业、市场潜力大的区域引进FDI的影响作用更小,侧面强化了机制作用检验的可信度。上述结论为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双循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生态学视角下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问题。新加坡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摒弃孤立的教师发展观,纳入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等生态学的原理与机制,采取制定国家IT战略与ICT教育总体规划为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提供顶层支持;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提供数字化教学资源赋能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打造专业学习社区与开展数字化创新研究引领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加强教师、学校领导者及学生数字化能力建设涵养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等措施有力提升了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可以从提高生态意识,强化政府资源整合能力;发展数字化新基建,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构筑“活性”共同体,鼓励教育数字化创新研究;关注多元主体需求,提高教师、学校领导者及学生的数字化能力等方面为发展中小学教师数字化能力创设有利条件和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物流数字化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产品物流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以河北省农产品物流发展为例,针对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推进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建设、提高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水平、推进农产品智慧物流的发展、培养农产品物流数字化专业人才和推动农产品物流的数字化协同发展等对策,为有效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和促进农产品物流的数字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