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司法下的民事诉讼规则

数字司法是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新形态。依托于“数字化建设”,数字司法在诉讼理念、诉讼规则、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对传统司法形成重大冲突与挑战。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包括电子送达规则、证据远程审查规则、在线庭审规则、智能裁判规则等。研究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有利于把握当前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的本质,探究诉讼案件的智能化司法模式,更好回应数字时代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

数字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推进数字司法工作法治保障是规范有序推进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推进数字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司法法律制度;建立更加严密的防范规则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各个司法机关的数字司法工作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进一步健全督查数字司法工作的组织及措施机制体系;不断健全评价体系并加强考评工作等。

被敞视的法官:数字司法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督管理制度存在耦合关系。数字司法重塑了法官的审判工作环境,尤其体现在“法官—审判监管者”的关系维度上。具体变化包括从事前和事后监管到全流程事中监管、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审判流程的节点化和可视化等方面的变化。监督管理者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全程、动态地监督法官的审判活动,法官的行为可视且留痕。数字司法单向度地导致了司法被敞视,法官落入了一种全景敞视结构。审判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呈现以下状态:审判权具有高度可见性,审判监督管理的策略趋于细微化,审判监督管理的权力具有弥散性,在科层式结构基础上叠加了短距式监管。审判权运行更加强调规范性,但容易导致裁判尺度的形式化统一,体现在诉讼流程的标准化、实体裁判标准的统一、法官考核中的标准化压力等方面。数字司法与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关注应当回归法官的实质裁判职责。

数字权利的生成基础及法治化保障

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数字空间、数字属性、数字利益既构成了数字权利的现实基础,也承载了数字权利的时代诉求。然而,由于数字规则、数字行政、数字司法和数字平台等制度或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不足、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有限、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不畅、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乏力等问题,导致了数字权利的系统性“流失”。因此,亟待通过加强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促进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完善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升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从而遏制数字权利的“流失”问题,为数字权利保护提供法治化保障。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及争议厘清——基于司法数字资源统计展开

通过收集与整理近年来代表性司法数字资源中9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据与信息,能够相对有效地分析当前性侵未成年人的状况与特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分析主要从犯罪数量与犯罪类型两方面展开,而在此基础上对该类犯罪从刑罚与保安处分措施状况着眼的司法惩治状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犯罪现状的认识。在现状分析的前提下,从犯罪人、受害人与犯罪行为三个方面展开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重点与方向。从当下司法治理的角度,对典型案例中的争议分析与厘清可以为有效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直接保障。

数字司法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探究--以治理逻辑与内容创新为切入点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变革与重塑,对传统司法秩序包括结构层的司法架构、实体层的治理规则、应用层的技术嵌入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建设契合数字文明需要的数字司法治理体系成为时代课题。在具体发展路径上,数字法治建设应当遵循融合性的思维导向,在构建数字司法治理逻辑范式基础上,以算法、数据、平台数字生产力三要素为重点,系统推进数字社会治理法治化。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司法过程中的数字规律——关于司法数字生成及其合理性的阐述

司法过程中少不了数字的存在,司法数字可分为描述性与调整性两类,调整性数字在司法裁判中通常具有实质性作用,而司法与数字关联的内在机理缘于数字的固有特征与司法的特定需求;从生成因素来看,司法数字的产生以法律规则为基础框架,以经验为填充,通过法官理念整合后展现于裁判文书之中,而理念又在深层次为文化所决定和指引,其最终体现了主观性(主导)与客观性(框架)的综合;从合理性理论出发,司法数字的合理性标准可分为程序正当与结果合理两方面,自身的优化路径则包括基本裁量原理、计算规则的明确和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数字时代刑事正当程序的重构:一种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适用正在冲击并重塑司法的实践面孔。面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司法实践,传统的对抗性程序正义理论以及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在适用场域、规制主体、程序运作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已经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技术性程序正义作为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包括“排出偏见”“充分参与”“程序对等”“程序合理”“问责有效”五项基本要素,旨在对司法数据和算法的透明性以及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共同体参与、机器学习及智能系统的合理解释与规制提供框架。技术性程序正义立基于人的主体性和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和分布式道德责任之上。技术性程序正义全面挑战了传统程序正义理论,但二者有各自适用的空间和边界。为了接近技术性程序正义,司法机关需要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的开发机制、备案机制和检验机制进行配套改革。

司法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困局与出路——以“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为研究对象

司法区块链下的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体现在诉讼主体自治程度较高的“去中心化”参与机制、司法数据不可更改的“去中心化”信任机制,以及以“代码即法律”为基础的“去中心化”执行机制,易使得其“去中心化”属性被夸大并陷入“囚徒困境”:司法区块链的“准对物”管辖权难确定,法官在区块链审判中的司法裁量权被弱化,分布式数字账本下的证据认定备受质疑,数字执行中的代码与法律难以协调。为正确引导司法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须强化人民法院在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巩固法官在去中心化审判程序中的“链上裁量权”,完善区块链存证的司法审查路径,提供司法执行向“数字执行”转向的法律条件,从而实现我国去中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转型。

司法数字化中的法律专家地位和参与方法——以检察机关为例

法律专家应当在司法数字化中发挥更为实质性的作用。以检察机关为例,其寄希望于数字新技术助力实现其新时代使命,传统谋求优化的方法存在过度依赖外力力量、缺乏内部资源整合、制度扩权周期较长等缺陷。要弥补以上不足,检察机关需要真正插上“科技的翅膀”,让具有一线办案经验的法律专家实质性参与。法律专家参与的前提是检察数字化已经迈向知识生产型的智能时代、已能够在法律思维和数字思维间实现切换,并且把业务场景的诸要素统合进同一框架中。法律专家可重点参与业务场景的定义、模型方案的设计、训练数据集的构建等三个环节。法律专家的参与有助于生成案件线索、类案规律、结果预判等有价值的信息。上述理论方法可在公益诉讼、社会治理、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具体场景得到效果检验。法律专家介入数字检察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公权力机关,用于更有效地开展社会公共治理。

数字法治的体系性建构——基于2021年以来我国数字法治建设的观察分析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任务,而当下的数字法治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2021年以来我国的数字法治建设与创新实践,可以说我国数字法治体系的架构已经基本成型,明确了数字政府和数字公民的新型定位,创新了“数智治理”的地方模式,促进了数字经济秩序的规制重建,实现了数字司法机制的在线运行,推动了数字法学理论的顺势崛起。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面向数字法治的时代转型,展示了“中国式”数字法治图景。

网络司法拍卖与信贷资源供给

本文基于阿里司法拍卖平台的独特数据,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方法院逐步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如何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结果显示:(1)网络司法拍卖显著提高了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水平。其作用机制在于,网络司法拍卖通过提高司法执行效率和促进司法执行公正,使得银行债权得到更好的保护,进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水平;(2)当地区内房产拍卖比例较高、传统司法拍卖的基础条件较差以及司法拍卖的市场需求较大时,前述影响更为明显;(3)网络司法拍卖带来的信贷资源增量供给,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网络司法拍卖的微观经济影响,对促进“法治体系-金融系统-实体经济”协调并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哈萨克斯坦司法改革评述

哈萨克斯坦三十余年的发展累积了大量社会问题,制度性腐败日益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推行了以消除腐败与权力寻租、资源及权力高度集中、财富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为目标的司法改革。2022年“一月骚乱”以后,托卡耶夫总统实施新政,建设“新哈萨克斯坦”,启动新一轮政治、经济、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主要围绕司法制度革新、司法保护向民众及企业倾斜、司法管理数字化等展开,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职能、推进司法权独立、引入行政司法、司法管理数字化成为亮点,在规范法院院长权力、提高庭前和解、公正处理公民与国家机关纠纷、数字司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司法腐败和司法权不独立仍是司法体系中的顽疾,改革成效的释放尚需时日。至少从短期来看,改革并没有完全扭转民众对司法机关信任度低的局面。与制度优化和技术革新相比,法官队伍素质提升、法官思想观念进步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成为司法改革中最困难的部分。司法改革在哈萨克斯坦全面改革的大框架内进行,能否与其他领域改革同频共振,直接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

刑事大数据证据适用规则的完善

大数据的分析应用技术给各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隐蔽性,难以适用传统证据规则。当前大数据证据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技术漏洞、易产生证据资格缺失、易受法官消极对待以及控辩双方质证能力存在差距等问题。应强化大数据证据的预防功能、完善大数据证据的程序审查规则、建立大数据证据的证明力补强规则、形成大数据证据质证中心模式以完善证据适用规则,确保大数据证据的适用符合法律要求。

何以为“庭”? 刑事在线庭审制度的基本逻辑与建构路径

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逐步拓展至审判阶段,传统以物理法庭空间为基础场域建构起的在线庭审程序在数字化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法庭在既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所承载的在空间、时间、行为和权力四个维度的聚合功能均在逐步消解或异化,进而冲击与之相应建立的刑事诉讼规则。对此,有必要在剖析法庭得以服务于审判公正的参与性、信息交互及展示性这三项核心要素的基础上,搭建起以物理与虚拟场域贯通为逻辑起点、以权利保障为落脚点的刑事庭审制度调整框架。在此基础上将纠纷系统设计理念嵌入调整过程,通过引入阶层化的程序正义理念,基于物理场域与虚拟场域的孪生关系调整法庭构造,通过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并在庭审数字化的转型期对相关诉讼权利保障予以必要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