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数字平台“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治理的重要交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在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规模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之际,美西方及其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泛国家安全”为旗号,对数字平台采取“强监管”的施策方针,制造壁垒以限制我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遏制围堵打压全面升级,使我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成本大幅抬升,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严重滞后、业务本地化能力及合规体系建设不足等瓶颈。要以加快推动数字制度型开放与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与规则融合对接、探索构建中国数字领域的“长臂管辖”制度与司法体系、积极构建支持国际海外服务体系、鼓励数字平台构建海外合规体系等为着力点,做好战略应对,保障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安全“走出去”及高质量发展。

数字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与监管策略

数字平台发展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其反垄断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本文构建了政府、数字平台和商家三方的反垄断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数字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与监管策略。结果表明: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实现政府反垄断监管,数字平台不垄断且商家合作的理想稳态均衡;政府反垄断强度对数字平台垄断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但超过一定强度阈值,会导致数字平台和政府的策略选择概率进入震荡的不均衡状态;数字平台垄断地位越高其选择垄断行为的意愿就越高,政府选择反垄断监管策略的意愿越强,同时商家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意愿也越强;反垄断惩罚与垄断损害赔偿力度均能降低数字平台的垄断意愿,但反垄断惩罚对数字平台具有更强的约束作用。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方案:欧盟对数字平台“守门人”监管革新的启示

互联网平台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少数超级平台基于强双边连接性与强数据垄断性的特点,很容易滥用市场权力,成为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的数字平台“守门人”,从而损害消费者权益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一部专门针对互联网平台的行业立法,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突破了传统竞争法下的监管框架,其中加强事前监管、对“守门人”施加数据可携带以及互操作义务等监管革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际互联网平台监管新趋势。我国未来可适当借鉴欧盟立法经验,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事前监管及分类监管,并进一步探索平台数据可携带以及互操作的本土进路。

参与、呈现、满足:虚拟世界的身体传播转向——基于数字平台“打卡”行为的分析

身体传播成为新时期传播研究聚焦的重点话题。当下身体与传播的研究在对身体、心智、媒介、环境等多种因素考察的前提下,关注传播的具身性,将其视为身、心与物质技术高度融合的过程,并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理解具身主体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本文选取当下数字社交中较为流行的“打卡”活动作为切入点,从微观行为的特征及其隐含的意义与精神需要入手,通过分析这一虚拟世界的媒介参与行为,侧重研究数字技术支撑下基于网络平台的身体参与实践及其带来的情感和精神满足,并进一步探讨传统身体研究框架下的理论假设在当下具身传播视角下的合理性,及其在技术制阈下身体作为主体参与传播实践引发的思考。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研究——基于海尔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海尔数字平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平台在万物互联等因素驱动下,推动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分为员工、组织、生态3个子系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能创造出商业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3类价值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更迭、商业模式创新等内部支持要素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可提高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效果。

数字平台场域互动观的建构研究

文章依据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提出“数字平台场域互动观”。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具有“场域”属性,是一种商业场域,场域理论在此具有独到的解释力;互动在数字平台中扮演核心角色,是数字平台运行的微观基础;数字平台的场域互动模式包括同场域互动模式、跨场域互动模式和复跨场域互动模式;数字平台的互动模式决定了其治理机制,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而要求有相对应的保障机制。文章构建了一个平台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推动数字平台领域研究、数字平台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政府有效精准地规制数字平台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逻辑建构与路径

数字平台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市场垄断、信息把关、数字伦理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更强调市场竞争,欧盟则注重立法监管,英国立法与执法并重。中国的数字平台发展迅速,对应的治理模式正处于变迁、探索的过程。本文主要从智慧监管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常态化监管下中国数字平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当前,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与社会力量三方共治体系逐渐成形,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技术过滤等治理方式日趋灵活。

数字技术创新、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平台发展——基于金融科技平台视角

金融科技平台是数字化平台的代表,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把握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影响的异质性是推动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首先,基于企业发展维度、平台应用维度和公众需求维度构建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指数;其次,运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在促进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时存在信息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信息化水平较低时,促进作用明显;当信息化水平较高时,促进作用减弱。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技术创新对金融科技平台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在欠发达区域的作用效果大于发达区域。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数字平台的三重属性与角色冲突

在网络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平台作为新的组织形式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数字平台也面临着不同角色定位之间的冲突。数字平台具有盈利性、公共性和管控性三重属性,扮演着企业、中介、赋能者、基础设施、新的治理主体甚至是“新的统治者”等多重角色。其中,每种角色的界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均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数字平台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外界期望之间存在矛盾,并且随着数字平台管控优势的凸显,在平台组织内部形成了保护市场、保护社会和维护管控的“三向运动”。数字平台在管控属性方面的独特优势加剧了其三重属性之间的矛盾,使其长期保持不断变动的多重角色形象。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交互式统合治理:政府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实践的分析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行动模式,以数字技术驱动和科层组织支撑为特征的政府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党组织统领下,政府数字平台的行动主体、运作界面与服务资源等要素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在情境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治理要素之间建构起交互共生的关系,进而使得平台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时呈现“交互式统合治理”的运作逻辑。遵循这种逻辑的数字平台既具有宏观组织贯通体系所带来的统筹稳定,又具有中观行动调适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普惠,因而能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统筹兼顾秩序与活力的治理命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平台也即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

数字流通平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表现和重点问题

数字流通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流通组织形式,其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对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凭借先进数字技术所赋予或强化的运行特征,数字流通平台有助于从助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以服务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丰裕物质和精神产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动引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数字流通平台的运行要打破资本逻辑至上而坚持以人本逻辑为主,具体要重视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质量、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克服两极分化、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构建新商业文明、全面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持续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五大重点问题,并加强与之对应的治理。

适应多种实验教学管理模式的数字化平台研究与建设

针对学院多门实验课程的教学管理无法在同一个实验教学管理数字化平台上实现的问题,通过调研高校目前实验室开放管理中采用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开发出一套面向多种开放管理模式的实验教学管理数字化平台。利用该平台实现现有12门实验课程的多种模式教学管理,包括在线排课与选课、学生预约实验课程、课程成绩管理等功能,并能够在没有教学任务时,根据实验室设备的空闲情况,学生可通过预约进行自主性实验,达到学生、教师、实验室的时间和空间的最优化组合。该平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可以在其他院校推广应用。

数字平台治理的“两面性”及刑法介入机制

提升数字平台的常态化监管水平,推动数字平台规范健康发展,是提高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风险防控能力的有机组成,也是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时代课题。刑法在介入数字平台治理时面临诸多难题:在治理主体方面,呈现出“重监管,轻内控”的特征,无法有效激发数字平台保障自身有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治理目标方面,呈现出“重规制,轻发展”的特征,忽视了制度规范的过度束缚对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在治理规范方面,呈现出“重制度,轻技术”的特征,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壁垒等因素使传统监管模式陷入力所不逮之困境。为此,应根据技术发展新实践,确定技术治理新机制。构建二元治理机制,形成“自治”与“他治”的双向互动,促进外部监管与平台内控的有机融合;构建三阶治理机制,妥当把握刑法介入数字平台监管的时机和限度,平衡规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合作治理机制,发挥利用技术手段监管技术风险的优势,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缺陷,实现对数字平台风险的实时、动态、有效治理。革新数字平台刑法治理体制工具,创新数字平台刑法治理实践进路,有利于保障数字平台平稳运行,促进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的视角

有效治理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审视平台治理机制,而没有采用动态视角对平台演化发展过程中治理机制的变化展开详细的分析。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总结为涌现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更新阶段,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视角分析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关键挑战,提出基于开放、控制、制度化、变革的治理模式。涌现阶段需采取解耦策略、开放访问权限、资源信息提供、共生推广战略、建立互动机制等措施应对选择关键互补者合作和鼓励吸引互补者加入等挑战;震荡阶段需采取访问权限设置与反馈系统、纠纷解决机制、行为控制、外部关系控制、规范交易过程等措施应对避免互补者竞争加剧和筛选锁定互补者等挑战;规范阶段需采取分配协商程序、限制所有者权力、授予自主权、确保程序公正等措施应对明确各自战略定位、确立价值分配机制等挑战;更新阶段需采取提升平台质量、关注互补者反应、关注前沿数字技术、协作组织设计、促进共同成长等措施应对建立新的价值主张和实施平台变革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