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如何将众创空间创业资源转化为新创企业绩效——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与创业活动的融合不断深化,数据要素的利用和数字创业平台的构建成为数字化时代众创空间实施创业活动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资源—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构建创业资源通过数字平台能力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机制模型,同时考虑制度环境特殊的作用边界。结果表明,众创空间具有数字化属性的创业资源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平台能力是推动新创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中介,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众创空间管理者应充分发挥数字创业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线上创业平台,通过数字资源为创业者赋能;创业主体应培养组织的数字平台能力,有效整合组织内外部信息和资源,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

数字平台能力与共享网络平台竞争优势——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以数字平台能力为自变量,企业竞争优势为因变量,引入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为中介变量构建研究模型,以共享网络平台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完成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并对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均有正向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均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分别在数字平台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数字平台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网络能力和价值共创的链式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能力在制造业服务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鲜有文献研究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以“能力—行为—结果”的逻辑链条构建“数字平台能力—网络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448个有效制造企业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业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网络能力和价值共创在数字平台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数字平台能力—网络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可拓展数字平台能力相关研究,阐释数字平台能力赋能制造业服务创新的内在机制,为制造企业提高服务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数字平台能力、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新创企业成长

数字经济时代,新创企业依附数字平台赋能整合内外资源并创造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关于如何更好地“借力”数字平台,突破新创企业“新”和“小”所导致的资源约束,仍尚待深入探析。基于资源基础视角和网络关系视角,探讨了数字平台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分别在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合法性分别调节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新创企业借助数字平台来缓解资源不平等行为并实现成长的内在机理,对数字经济情境下平台创业具有较好的启示。

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数字平台能力和环境竞争性的作用

本文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作用路径与边界条件。通过调研256名中高层企业管理者收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化领导力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进而推动组织创新;环境竞争性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数字平台能力间的关系,而且还正向调节数字化领导力与组织创新间的关系,即企业外部环境的竞争性越强,数字化领导力对数字平台能力和组织创新的正向作用也越强;环境竞争性对数字平台能力的中介作用具有促进效应,即环境竞争性越强,数字化领导力通过提升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创新产生的正向作用也越强。

数字平台能力、价值共创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

除了为数字经济转型提供数字平台的公司,它们也可以帮助出口大量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这将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和工业前景形成的轨迹,并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促进数字经济转型的有效措施。人们认为数字平台可以提供沟通与合作的渠道,为各种资源和数字通信的结合提供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可以提高商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帮助企业建立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的竞争优势。

数字平台能力一定会助力企业战略创业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认识到通过数字化转型变革流程是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比如很多企业尝试搭建开放式的数字平台提高其数字平台能力,以帮助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战略创业优势。然而,仍有部分企业虽然具有较高的数字平台能力,但在机会识别和资源嵌入等战略创业活动上表现不明显,试图基于战略创业理论去厘清数字平台能力影响战略创业的理论条件和机制。通过对来自全国范围内251家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1)一般情况下,数字平台能力能够有效驱动企业战略创业,这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战略信息流量和战略信息质量来实现,并且提高战略信息质量是更有效的途径;(2)相较于低市场扰动,数字平台能力在高市场扰动下才能够通过提高战略信息流量和战略信息质量驱动战略创业,而在低市场扰动下无明显驱动效果;(3)相较于低(高)技术扰动,数字平台能力在中等技术扰动下更能够通过战略信息流量和战略信息质量驱动战略创业,而在低(高)技术扰动下的驱动效果较差。结果表明,数字平台能力虽然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战略信息禀赋进而促进其战略创业,但这些促进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干扰。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平台能力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为探索中小制造企业如何依托数字平台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398家制造业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探究数字平台能力对其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揭示吸收能力和组织敏捷性在此过程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中小制造企业的平台整合能力与平台重构能力作为其数字平台能力的两个维度,均对数字化转型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和组织敏捷性分别在中小制造企业平台整合能力、平台重构能力与其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并共同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环境突变背景下数字平台能力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绩效?--基于组织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企业组织如何应对环境突变所带来的冲击值得进行理论研究。已有研究认为,即兴行为是组织应对复杂多变环境并获取生存机会的积极措施;而依托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平台又是组织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应进一步研究在疫情等外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数字平台能力是否可以促进组织即兴能力的发挥,从而提高组织创新绩效。以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的行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312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数字平台能力中的平台整合能力能够增强组织内外资源、能力、目标和具体活动的沟通和协作,而平台重构能力可以改善平台成员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在两个维度共同作用下可以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平台资源,从而促进组织即兴能力的发挥;(2)组织即兴能力中的时间性和创新性有利于将数字平台能力的资源配置能力作用于组织创新绩效,在数字平台能力与组织创新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3)高组织情绪能力作为一种柔性的、隐形的组织内部能力,在组织面临外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提供了积极的情绪支撑,以更高的效率整合平台资源,为组织即兴能力的发挥提供帮助,在数字平台能力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同时,高组织情绪能力能够减少组织负面情绪的影响,以积极和谐的内部环境帮助组织在短时间内制定新的计划并实施,提高了组织即兴的时间性和创新性,在组织即兴能力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化能力、即兴能力与制造企业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及VUCA环境背景下,提升数字化能力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探究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组织即兴视角构建“数字化能力—即兴能力—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和Bootstrap分析方法对218份制造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将数字化能力按照资源集聚到转化的流程划分的数字平台能力、数字创新能力,二者均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强;即兴能力在数字平台能力、数字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型领导在数字平台能力、数字创新能力与即兴能力的关系间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能力领域和领导风格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提供了借鉴。

资源编排能力与服务业平台企业的数字化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资源编排行为深受“平台网络效应”和“平台技术水平”的影响。由此,网络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成为影响服务业平台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重要资源编排能力。本文以251份服务业平台企业问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网络能力、数字平台能力以及两者综合平衡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并考虑行业和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能力、数字平台能力以及两者综合平衡对数字化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在上述关系中,行业和区域创新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平台情境下的资源编排理论,从能力匹配视角为企业单一能力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并基于内部能力一外部环境交互效应视角揭示了服务业平台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的机制黑箱,为平台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具体的实践指导。

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量子管理范式和资源编排理论的组态分析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编排组合克服资源利用局限性,协同供应链上下游进行技术共享。但目前专门针对合理编排利用不同类别的资源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且对于数字场景的探讨并不深入。而在互联网时代,量子管理范式促进企业进化为网络化的生命共同体,逐渐形成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为此,以量子管理为视角,综合考虑工业互联网情境下制造业的资源类型,深入探究传统、数字与绿色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匹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针对中国机床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基于151份有效问卷,首先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分析资源和能力如何构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然后运用fs QCA方法探究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充分性关系,为制造企业有效编排组合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结果表明:3种资源和能力均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平台能力发挥促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元路径可以归纳为传统数字驱动型、数字驱动型以及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其中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的经验相关性最强。据此,制造企业在具备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条件下,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制造企业要与其他平台成员之间在平台的支持下实现更好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