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数字抗疫”--以南京政府数字化改革为例

“数字抗疫”是在信息化发展和大城市转型期所遇的突发风险社会挑战条件下产生的一项新举措。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数据汇聚、分析、应用,实现事件精准管理、人员精准防控,这在3年的疫情防控中已经展现良好成效,并成为政府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应用场景。2022年后,南京市各板块、各部门通过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管理水平、减轻一线人员负担、增强群众体验感,疫情总体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通过对南京“数字抗疫”的总体架构、基本概况、进程分析以及与其他城市经验比较,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升级策略及建议。

数字抗疫记忆中国家人格化想象的ZMET研究

本研究采用ZMET访谈法,以“自媒体”用户为访谈对象,从人口统计学上的外显特征,内隐的性格特质及社会关系/身份三个维度对国家的人格化形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后的国家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男性化”“强大”“成就导向”和“集体主义”等特征,并最终收敛为“祖国父亲”和“强大的友邻”两个向度。研究指出,应重视数字记忆空间和虚拟社会参与的治理与引导,并关注国家性别认知在疫后社会重建中的潜在影响。

“健康码”赋能地方政府“数字抗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西安“一码通”事件为例

“数字抗疫”是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引入数字化防治措施、优化公众服务效能的重要手段。“健康码”属于“数字抗疫”的重要应用,在居民生产生活和疫情防控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22年初的西安“一码通”事件是“数字抗疫”的典型案例。本文对该事件进行了回顾,从业务、技术、管理三个维度分析了地方政府“数字抗疫”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数字抗疫的部门法联动之维

“健康中国”“大健康理念”势必将扩张《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9条框定的“全民健康信息化”的三条发展主线,针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在数字抗疫主要应用场景中存在的理念相悖、顾此失彼、权利保护缺位等问题,多法协同的修法路径比单法统合的立法范式更能调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的失衡与偏差。以先防后治、权利适度克减和成本最小化三原则为基础,数字抗疫语境下健康法和信息法的联动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其一,以推论信息保护为核心强化数字健康评估场景中的信息主体自主权;其二,将合理目的原则前置为算法预警场景中当事人自甘风险约定的缺省规则;其三,在医疗机构智能分级场景中以同行评议取代算法可解释性的合规要求。

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及其复归:基于“数字抗疫”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应满足数字赋能与技术赋权两大期待,但实践中却漠视了人的主体性价值,没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未充分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导致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以“数字抗疫”实践为例,总结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暴露出的民众隐私安全受到威胁、数字技术引发的附带风险、数字鸿沟与技术冷漠、数字形式主义的扩大和数字权力的失控等典型问题。数字治理要遵循由安全可信、智慧高效、人文关怀、数字包容、开放共享和多元共治所组成的价值体系,以人本观念统领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以法治原则维护数字社会秩序,构建整体性的数字治理能力体系,以制度变革破解科层制的技术困局,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价值的复归。

常态化数字抗疫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

数字抗疫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卫生管理部门对潜在危险人群的"饱和式追踪"、基于个体侧写的区域风险评估以及稀缺医疗物资的按需分配等成为可能;数字技术赋能下沉到社区的群防群治和联防联控实践,助力"全国一盘棋"抗疫胜利。在防控常态化的后疫情时期,数字抗疫技术的应用与推广需要兼顾抗疫成效巩固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就当前数字抗疫技术存在的法律规则相互掣肘、隐私保护不到位和应用终端权限索取过度等问题,未来法律规则的完善可以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为数字抗疫的技术开发方订立符合其程式样态的缺省规则;二是从外部增强个人信息"匿名化"和"脱敏化"处理的实际效果;三是建立针对数字抗疫应用程序的准入和备案制度。

后疫情时代抗疫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进入后疫情时代反思发现,抗疫数字档案资源还处于一个分散管理的状态,有待于系统地进行整合。本文从多个方面简要论述了抗疫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动因、内容及方法,旨在通过科学、系统地整合抗疫数字档案资源,为政府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基于西藏新冠疫情防控视角

面向数字社会实践和急需化解的重大疫情问题开展深度研究是实践之需,以此为切入口推动数字社会治理研究,尤其是在治理工具、空间和发展方向上的深入探索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西藏2022年新冠疫情治理中的多元任务场域和数字场景、虚实互构的数字空间、信缘群体和数字产业等,均彰显出数字技术在市域社会空间场域中从工具到空间渗透的递进治理效应,证实了数字技术对疫情治理的正效应。但针对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的应急状态中暴露出的治理限度问题,应持续放大数字治理的含金量,推动数字治理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回归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