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创业了吗?——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小企业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是应用最广的数字政府建设载体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浙江省小微企业注册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业促进效应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和匹配服务需求,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且该创业促进效应在创业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

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智能媒体对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为代表的政治生活系统的深度嵌入,影响传统政治传播生态的解构或重构进程,并诱发信息传播失灵、过度依赖技术、权力越界、资本侵蚀和治理失范风险。文章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切入,发现数字政府传播范式的转型及其诱发的信息传播失灵风险、智能媒体技术权力的扩张、数字政府治理权力的迁移、智能媒体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侵蚀等因素导致了上述负外部性的滋生。因此,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优化数字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型升级进程并提升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民意吸纳水平,提高整体性治理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程度与网络风险综合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政府传播的整体性治理效果并优化数字政府资源的配置水平等,进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由风险变量转为事业增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政府建设的交叉与共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理论的新话语形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方向。数字政府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各国政府未来的转型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政府建设均可统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二者具有共同特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数字政府建设指明方向。数字政府是技术型政府、公开型政府、扁平型政府、平台型政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现代技术支撑、丰富了多维信息来源、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构建了多元参与场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数字政府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扩大公民参与广度和深度,提高政府回应度。针对数字技术应用对民主价值的冲击,应始终坚持以价值逻辑引领技术逻辑,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协调,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数字政府的创新: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对策

数字化转型是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当前政府制定了关于数字化公共服务建设的战略部署。社保经办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其数字化转型体现了我国政府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基于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视角,分析了社保经办服务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管理、服务、数据质量等问题,并从政务数字化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分析了社保经办的改革经验和成效,探索了群众和社保局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提出了创新数字化转型模式的主体协同机制、动力激励机制、资源调动机制。基于创新机制从管理、服务、数据质量方面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数智治理:数字政府法治化发展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步入快车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从立法统治和机构改革等多角度积极探索数字政府的建设方式。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前进号令,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不仅具有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价值意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法治”与“数智”有机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法治化为视角研究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有助于发现并解决数据治理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法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促使数字中国向纵深推进。

“第三波浪潮”中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基于数字时代治理“第三波浪潮”理论对南平市的数字政府治理实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南平市数字政府治理已取得明显实绩但面临一些问题: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较少;尚未有效满足个性化诉求;某些服务内容、相关信息未能及时更新。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存在问题主要归因于某些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科学性不足;相关人员的理念陈旧;多元参与不足。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将进一步优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主要有优化顶层设计;革新相关人员的理念;强化多元参与。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建构与实施路径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病案数据共享复用成为掣肘医疗健康数据服务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瓶颈”,开展病案数据治理研究是应时之举。基于对现有研究及国内外病案数据开发利用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过程、治理要素为框架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加强病案数据资源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一体化平台构建、制度管理和技术实现双管齐下等实施路径。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跨领域、跨专业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构建医疗机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之间的病案数据整合、共享和复用,为完善民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病案数据支撑,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

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促进省级共同富裕?——基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1年27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及量化分析方法,考察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度的线性关系、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可以促进省级共同富裕度且具有区域异质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省级共同富裕度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关系,当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其对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省级共同富裕度才具有正向影响;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显著提升相邻省份的共同富裕度。数字政府建设除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共同富裕度外,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发展共享的关键作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制约着数字政府建设和省级共同富裕度的成效发挥;要善于使用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同相邻省份共同实现区域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提升,一同实现共同富裕。

政企合作与过程选择——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演化及政策效应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的演化类型与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分析、模型构建以及案例分析,对数字政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类,并以云南省“一部手机”系列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合成控制法揭示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政企合作建设模式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政企合作视角建立数字政府动态演化矩阵,将数字政府建设分为学习型合作、高位驱动型合作、互补型合作、市场驱动型合作四种模式;第二,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处于转型阶段,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政府侧权力减弱、市场侧权力增强的动态演化特点;第三,实证结果表明,高层主导的数字政府高位驱动型合作建设模式能够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初期取得相对显著的经济效应。

数字政府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政府是政府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通过构建数字化智治平台,提供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公共服务,成为驱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数字政府内部,依托“数字经济+数字党建+数字监管”三大应用系统实现多跨协同,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三大子场景向前发展。数字经济系统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模式,赋能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升级;数字党建系统发挥其特有的政治、组织、文化和资源优势,调度优势力量,以攻坚技术革命性突破为目标;数字监管系统强化财会监督、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旨在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为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建议数字政府平台设立新质生产力发展专区,优化系统建设,加强整体智治能力,并深化数据赋能效应;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培养适应数智时代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构建与应用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政府背景下,如何构建和应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文中探讨了数字政府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之间的关系。数字政府的概念的提出与建设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提供有力支持和可靠保障,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平台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国内外农业大数据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总结了农业大数据融合发展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数字政府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平台建设的总体构想并且详细讨论了平台的架构和大数据分析模型中的关键点。随后,本文还提出了大数据平台运营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以确保平台的顺利运营和发展。最后本文总结了数字政府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构建与应用的研究内容,并展望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理论、方法与应用

数字政府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建设成效有待评价和改进。文章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构建理论模型、发展评估方法并加以应用。在综述已有文献基础上,提炼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理论框架,提出从人民高品质生活、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的“三高”视角进行评价,并讨论开展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以及本课题要实现的预期目标。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行政法保障

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应运而生。然而,数字政府的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冲突,存在法律规制框架不完备、数据共享不充分、数据信息安全隐患以及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有效防止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应针对数字政府建设加大行政法规制,从宏观层面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做全局性规划,着手出台数字行政法并制定配套实施规则,统一政务服务标准,弥补当前法律规制框架的不足。同时,应尽快填补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的制度空白,健全公众参与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数字政府在法治轨道上良性运转。

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进

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是数字生态建设的关键,对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利用熵值法、独立权,对2017—2021年我国除港澳台和辽宁、西藏、新疆外的28个省(区、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进行测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核密度估计剖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总体上呈持续稳步上升趋势;空间上,省域间呈现“南高北低”“东快西缓”的时空演变特征,各经济区域的发展情况各具特色;区域上,地区间数字政府建设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内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地区间在政府引导与社会协作方面差异明显。最后,提出提升数字化基础环境建设水平、缩小区域间数字政府建设差距等政策建议,为提升区域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供靶向支撑。

数字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三重向度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价值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是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现实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仍面临器物层面的治理超载、区域失衡的协同困局、公众参与的效度偏低等治理难题;从路径向度上,数字政府建设的框架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优化,主要包括夯实技术治理,推动共建共享;注重区域平衡,统筹协同建设;激发公众活力,完善参与机制。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进一步推动数据共建共享,缩小区域差距,鼓励公众充分参与,使人民群众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

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突破性创新对民生发展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有望成为政府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挑战的破局之策。然而,目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究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民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从理论上梳理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政府在保障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起步阶段对民生发展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能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数字政府影响收入差距的U型模式:来自全球的证据

本文系统讨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数字政府建设会因企业获取政务服务能力的差异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异质性影响。实证上,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9年全球158个经济体的数据,使用历史出生率构建工具变量,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收入差距影响的U型模式:若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已较高,则进一步的建设会扩大收入差距;若建设水平较低,则结论相反。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中国应着重提升数字技术覆盖面和服务精准度,深化数字技术在再分配过程中的应用。

推进统计工作信息化 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逐步实现“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化数字政府运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履职能力。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是数字政府工作对统计工作的新要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发挥信息化建设对统计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助力数字政府高效实施。

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