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文化贸易格局与我国的样态创新

文化贸易是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是各国和地区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文化贸易因贸易标的独特性使其受到更多关注,数字技术渗入文化产业形成数字文化贸易。在全球数字文化贸易格局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发展潜力巨大。数字文化贸易呈现出交易中介平台化、贸易内容和标的数字化、贸易高效性和实时性等特征。当前,我国数字文化贸易面临的新形势表现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数字文化贸易基础,数字技术提升文化产业全球竞争力,数字文化贸易成为实现双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带来挑战等。我国数字文化贸易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和电子竞技,以及包括短视频和微短剧在内的网络影视剧等方面形成了多模态产品相互赋能,国内国外商业模式联动的样态创新。

美韩数字文化贸易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全球化促进了文化贸易与数字化技术的融合,数字文化贸易不仅成为了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而且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本文从数字文化贸易发展较成功的美、韩两国着手,分析两者成功的经验,期望从话语权、政策、人才、技术、营销等方面为起步较晚的中国提供参考,突破目前中国数字文化贸易发展遇到的困境,推进中国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数字文化贸易的发展格局与提升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文化贸易已然成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新生力量。数字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系统性的发展格局与针对性的提升路径。就发展格局而言,应明确整体思路,瞄准历史、时代和价值的新定位,加快数字化转型;应审视贸易变化,关注由技术创新驱动而呈现的流速加快流量跃升以及流向变迁现象。就提升路径而言,面对产业内贸易指数偏低以及国际上数字贸易壁垒限制等问题,政府需要从渠道力和服务力两方面发力,推动数字文化企业整体水平提升,企业需要从提质与增量出发强化产品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含量。

我国数字文化贸易政策体系演变与发展趋势

数字文化贸易发展离不开经贸政策推动。我国数字文化贸易政策体系主要由WTO框架下的文化贸易政策、国家层面文化贸易政策、政府部门的文化贸易政策等体系构成。文章在对上述政策体系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数字文化贸易政策将更重视数字贸易平台发展,数字文化贸易政策将更多关注小微企业利益,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国际属性将更加明显。

数字文化贸易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合作经营战略

最近几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再加之现代传媒技术的推动,出版、娱乐、新媒体等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不但使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而且带动了产品出口,提高了国际形象。虽然我国数字化文化贸易企业发展较晚,但是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国际化发展合作经营中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自2015年6月份我国同韩国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文化贸易企业发展步伐。而本文通过对比中韩数字文化贸易企业发展具体情况,指出当前我国数字文化贸易企业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且给予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上海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新熊彼特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文化贸易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突破口。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尽管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科技资源、投融资规模和政策支持上具有明显优势,但在数字文化贸易主体、产业链水平和制度监管方面仍面临不少挑战。本文基于新熊彼特理论,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两方面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强数字文化贸易推动机制的思考,以期助力上海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增长--基于数字文化出口贸易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OFDI)基于扩展边际实现快速增长。本文围绕我国对东道国的数字文化出口贸易是否会通过缩短文化距离进而促进OFDI二元边际增长展开理论阐释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我国对东道国开展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可以显著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文化距离是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影响OFDI二元边际的重要机制;与东道国开展不同类型的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包括数字图书、数字游戏和数字视听)均可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数字文化出口贸易对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会因企业所属行业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与东道国开展数字文化进口贸易也可以显著提升对其OFDI的二元边际。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也带来了一系列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