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券融资

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企业外债数据,全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通过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外债融资。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内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和外债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是,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在当地或国内金融市场融资,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债融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在境外融资规模的下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因素对企业债券融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覆盖广度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影响最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债融资影响最大。第三,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促进效果更好。基于此,本文从提升企业融资质效的视角,提出了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与路径探索——基于山东省阳谷县和兰山区的调研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为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建设与发展明确了重点方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发展重点,本文以2021年调研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与临沂市兰山区的截面数据为样本,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二值Logit模型对阳谷县和兰山区两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硬件设备、网络覆盖、个人金融知识储备等措施对当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并结合调研实情为县域提出了“三联、二扶、一护”的“3+2+1”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以期实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对接。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股市活跃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针对其对我国股市活跃度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了北大编制的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以及Wind数据库中我国股市股票年均换手率、总成交金额等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最终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股市活跃度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并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提升企业韧性?——以企业信贷错配为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2011—2020年A股3200个上市公司的15644个样本量的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及不同维度研究了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区域企业韧性的差异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信贷错配提升了企业韧性。其中,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来分析发现,数字化程度改善了信贷错配但未提升企业韧性;从区域差异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信贷错配提升了企业韧性,且企业信贷错配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为了减少信贷错配发生的频次,需要对难以获得融资且收益回报率高的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从而提高其企业韧性,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韧性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驱动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沪深A股66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明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企业融资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在长期内仍然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时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合理有效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高效推动企业融资"降成本"进程具有实践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特征、问题及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显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有效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人们的金融服务可得性。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各省份间发展差距由大到小,差距呈现收敛特征,但是仍然存在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需要完善落后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居民教育区域均衡发展,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

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我国青海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根据2011—2018年青海所在市(州)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抑制效果,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均对其产生促进效果,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干预则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负相关关系。文章提出要完善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青海省居民数字普惠金融认知和接受度,继而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关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财务脆弱缓解——政策冲击与经济机会提升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规范指引,而《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政策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政策对农户财务脆弱的冲击效果以及经济机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策能够缓解农户财务脆弱,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经济机会(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缓解了农户财务脆弱。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具有显著普惠效应,对高龄、高健康风险以及低财富的农户具有更明显作用。因此,应加强相关金融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指引,强化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解决农户财务脆弱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以西藏七地市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文章基于2011-2020年西藏七地市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西藏七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平稳上升,但内部差异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则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提出政府在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效果和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的2011年到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定时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是简单的扩大或者缩小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都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缩小本省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够带动邻近省份的发展,缩小邻近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得出3)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使用深度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的收敛作用较为明显的结论.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家庭网络消费行为研究

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业态和模式,已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力量。本文应用Probit模型及处理效应等方法,在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研究了家庭的网络消费行为。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网络消费家庭的比例和频率,且经过渐进的增长,网络消费家庭的总消费水平更高、消费结构较优,在城镇家庭里更明显。而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普惠金融发展还提升了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额。异质性分析也得出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加深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帮助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迈过数字鸿沟,能更大程度上普及网络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