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基于PLS-SEM模型分析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运用河南省县域2014—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驱动河南省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实证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河南省县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动河南省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发展潜力方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负相关性,可能的原因是河南省县域数字平台不够完善、数字信息技术落后,且大多以轻工业、农业为主,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融入性存在延迟。必须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产业融入性、夯实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提高河南省县域产业经济韧性。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金融基础,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文章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新质生产力和自身的门槛作用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省份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SDM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与空间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林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通过安慰剂检验以及Bartik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林业产业发展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区域异质性、生态文明发展程度异质性以及维度异质性;(3)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林业产业发展具有空间传导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拉动周边地区林业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4)由莫兰指数以及莫兰散点图得出林业产业具有“高-高”聚集以及“低-低”聚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相关部门应该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地区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以推动林业产业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流通企业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在推动双元创新、提升流通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2-2021年342家上市流通企业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流通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提升效应,且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流通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数字普惠金融与双元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PVAR与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9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和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存在抑制作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3)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间存在负向抑制的“U型”关系;(4)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即存在由弱到强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而数字普惠金融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将数字普惠金融融入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不仅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论文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与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同时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时存在自身双重门槛效应。论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路径选择与理论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提升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专精特新”创新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众多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还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在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激励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和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效果更加明显。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碳减排:助力还是阻力?--基于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函数系数部分线性面板数据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非线性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别地,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阈值人均GDP5.42万元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减排的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碳减排。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效应研究——来自新疆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发展与收入平等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新疆地州面板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和广义空间模型,研究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及差距缩小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具有异质性,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增长效应有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但是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分维度研究发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差距的缩小作用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加快边疆地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规模与速度;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增强“一圈一带一群”中心城市对落后地区的辐射作用;加快现代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评价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中国2014—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指数进行量化评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在国家、区域和城乡层面,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和城乡间仍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提升,经历了“极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性协调”。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驱动共同富裕、推动两者耦合协同发展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信用风险溢价对实际利率的影响——基于多重门槛模型的分析与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金融市场活动容易受到人们感觉认知的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成为人们在信贷市场上能够动态感知的、越来越重要的信号。根据信号的同时对比与继时对比,人们有可能改变经济决策与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信用传导机制及多重门槛效应对实际利率施加显著影响,而且门槛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时滞效应。在信贷市场上,人们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体验极有可能具备感觉阈限与感觉适应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减弱利率市场对于信用风险溢价的反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处于越来越快的发展阶段,人们在面对信用风险时表现得越来越乐观。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分析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均衡格局,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当地居民消费水平,但对邻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溢出作用,产生虹吸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动更高效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增强居民金融意识,以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更上一层台阶。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科技创新能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吗?——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调节变量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模式、新产业、新动能,是发展与培养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强劲动力。本文选取我国2013—2022年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机制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在科技创新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过程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研究显示,科技创新对东部地区与高经济发展水平省份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强。根植于此,要完善“资源+培养+制度”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关键引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核心效能”;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夯实科技创新优势地区“辐射带动”基础,进而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提升有效赋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有助于理解金融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层面2011一2022年相关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上述结论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高都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和相对年轻的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通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且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结论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推动以银行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也能够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科技性、政策性、靶向性等特点,有助于拓宽金融服务边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城乡共同富裕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2年我国31个省份(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样本范围、更换回归方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城乡共同富裕;随着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呈现J字形特征;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的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均构成城乡共同富裕的格兰杰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城乡共同富裕,而且可以带动邻近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因此,应大力提升涉农金融服务质效,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为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注入蓬勃动能。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供更加平等、便捷的信贷融资机会,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已成为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加速器。立足于2012—2022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藏除外)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共同富裕均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有效推动本地区城乡共同富裕,还可正向赋能毗邻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在东部地区与要素错配程度低地区更为显著。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进一步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随着金融监管程度不断加深,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逐步强化。研究结果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有力参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在为破解农业新质生产力难题开辟新路径。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八大综合经济区和不同时期的异质性;农业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政府干预能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作用效果,当政府过度干预时,则会降低这种正向作用。为此,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应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农业技术创新,释放数字普惠金融潜力;优化政府干预,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厘清二者互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我国2014—2021年1625个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并进行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结构;(2)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但整体耦合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东部高、其余区域低”的空间结构特征;(3)全国及各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者相对发展状态不尽平衡;(4)教育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政府适当支持均能推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引导,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居民素养提升方面,还需要因地制宜,最终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