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设定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中介机制。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可正向推动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新型外贸基础设施在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证实,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位差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目标市场差异。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影响效应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驱动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支撑。基于2010-2022年中国265个城市面板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有效提升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考虑城市等级与贸易形式差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二线及以上城市、从事一般贸易类型的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通过增加数字要素投入、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消除服务贸易壁垒等途径提升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布设全国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网络,构筑高水平高标准数字产业集群,健全“双轨制”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提升数字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形成数字贸易竞争新优势。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发展环境和数字应用产出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运用中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降低了区域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主体,企业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2015—2021年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运营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贸易补偿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制造业的转型问题亟待解决,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可能是有效解决途径。选取2005—2019年30个样本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异质性层面和整体层面进行探讨。研究结论为:整体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影响程度小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复杂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为负,根据总体看是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弥补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进口中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可以促进出口竞争力,而低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并不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路径机制看,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由要素重组效应、贸易补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所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复杂度比重、推进产业融合、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数字产业集聚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借助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促使传统制造业融入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激活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潜力,成为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新的契机。针对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仍然存在着数字产业集聚度不高、数字产业集聚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不高、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的困境,探索出优化路径,即加快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和科技创新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考察了科技金融的调节效应。数字经济显著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提升作用因环境规制严苛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中心区城市地位属性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金融科技在数字经济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因地制宜实施发展政策,助力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采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从机理来看,制造业出口多样化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贸易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有助于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和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启示,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间接影响均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东中部地区、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能更强。

人工智能促进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吗?——来自29个主要经济体的证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服务贸易逐渐数字化、智能化,本文利用2017—2021年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人工智能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国家—行业”层面数据,针对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服务效率和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实现;一国网络使用成本越低、上网活跃度越高与宽带速度越快,越能增强人工智能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赋能作用,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领域的限制会削弱该赋能作用,且人工智能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本文拓展和深化了人工智能对服务贸易的效应评估研究,为中国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RCEP地区

本文基于2005—2022年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研究其对数字服务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受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显著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劳动效率;二是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是有效扩大数字服务出口的规模。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在高收入水平国家以及金融服务、使用知识产权费用的服务等数字密集型行业更显著。因此,我国要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服务业与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以期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地级市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

在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但出口贸易环境形势多变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对地级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可为逐步提升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实现高质量出口提供参考。文章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地级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开展相应研究,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地级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地级市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对西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融资约束优化及人力资本积累三个渠道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与提升策略

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特征,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路径。当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贸易成本、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四条路径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应注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科研投入。

新质生产力、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技术复杂度在制造业出口领域的体现,可综合理解为出口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及其生产效率的集成反映。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制造业出口额显著增长,但出口技术复杂度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动能,通过技术的根本性革新、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与升级,进而可以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探究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在作用机理,并探讨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经过诸多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部地区以及高技术制造业行业,新质生产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推动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2015—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全面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一发现在经过一系列严谨的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揭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带动当地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的不断改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因素发挥作用。基于此,各地区应致力于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进程等方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进数字要素赋能传统产业,制定和优化数字经济相关制度体系等方式推进本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新兴产业生态。

本土市场规模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

在全球化背景下,服务业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过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出口的数量和质量上,较少涉及其中的技术细节。本文旨在深入挖掘本土市场规模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潜在影响机制,特别关注研发创新的中介效应,以期为理解和提升服务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提供深刻见解,为政府决策和企业战略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数字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27个省域及17个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通过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在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检验下,产业数字化、人口老龄化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产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当将产业数字化和人口老龄化交互后,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带来一定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持续推进产业数字化,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协调发展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