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检察背景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

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数字检察的法治边界

数字检察改革是指通过数字化赋能法律监督,以解决以往法律监督“被动性”“碎片化”“浅层次”等问题,是一种穿透式、类案式、一体化的法律监督。以数字检察的监督过程为观察视角,发现数字检察在监督内容、数据获取、技术运用、监督程序等环节的法治边界不清,数字检察存在异化风险。数字检察法治边界之厘定是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而,在过程视角下,我们应明确,数字检察的监督内容在横向上需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纵向上需关注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数据获取需遵守比例原则、成本控制原则、数据安全保障原则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技术运用中的技术选择仍需坚持成本控制原则,技术引入需履行算法备案与专家评议,技术运行应遵守技术辅助、技术透明与技术参与原则;监督程序上需秉持案件化监督、协作式监督以及事后监督等准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的路径、风险与纾解

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发展人工智能刑事司法的重要技术力量。理论层面,数字检察改革以数字技术推动法律监督模式改革为核心的理念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融合基础。应用路径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从构建应对预测性侦查的法律监督模式、完善类案监督机制、辅助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程序、赋能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为数字检察改革提供技术支撑。由于技术的两面性,在风险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检察可能会引发司法“工具主义”、技术风险因素、非传统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可从保证检察人员的司法亲历性、搭建联盟区块链破除数据壁垒、算法监管与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并重等路径纾解应用风险,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检察,助力检察机关成为实现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数字检察战略研究——以河北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应用情况为视角

数字检察是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智慧平台、办案模型等科技手段开展的新型法律监督工作模式。针对公益诉讼检察业务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存在线索来源少、调查取证难、数据获取难的实际,通过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工作机制,突出智能应用、协同发展与侦查思维,实现对河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提质增效。通过“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发放类案法律监督模型”运用实例,介绍业务分析、数据获取、智能研判平台建模等相关内容,实现了用大数据进行法律监督,解决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存在不精准的问题。

传统检察到数字检察的理论证成

数字化时代,只有推动大数据与“四大检察”工作深度融合,才能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有效行使。从传统检察向数字检察转型,需要明确数字时代下传统检察的机制短板,提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检察对于法律监督工作的精准化优势。数字检察需要厘定其内涵和外延,重点是数字检察中的数字人权、信息权利和算法权利。在此基础上梳理数字检察的主要形态,如检察业务平台化、案件管理智慧化、类案监督精准化、涉案信息数字化等。数字检察的功能塑造和未来发展趋向应从案件公平正义、个人信息权保护、数据权力等方面展开。

数字检察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的优势探究

通过探讨数字检察的概念及其含义,分析其在提升企业合规改革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方面的作用。发现检察机关在实际处理企业合规案件时面临第三方组织工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数字化检察常态化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兼具法律与数字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等挑战和现实困境。对策建议:(一)抓住数据开放共享的机遇,完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二)加快数字检察的多元化应用;(三)系统培养具有数字化知识的检察人才。

基层数字检察建设路径研究——以恩施州咸丰县为例

数字检察是数字时代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对更好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深化诉源治理、维护数字正义具有突出作用。基层数字检察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理念、机制、数据、人才等方面还存着不少问题。基层检察机关是实施数字检察战略的重要力量,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在健全工作机制、破除数据壁垒、深化监督模型构建、加强数字人才引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推进数字检察建设。

数字检察的法律定位、运行逻辑及风险规制

数字检察的法律定位是法律监督。该定位是在不违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回应,对履职的自省,既与“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架构相契合,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检察机关的定性保持一致。数据与监督各自的规律与准则要求数字检察既要遵循数据的规律性,也不可违背法律监督的准则,且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数字检察的运行逻辑。数字检察为数据预测下的监督功能延伸提供了空间,但也带来技术至上、数据不安全、监督越界等潜在风险。为规制风险,必须实施规则之治,统筹推进技术赋能与制度规制。一方面提倡数字正义以促进制度理性,另一方面以保护数据法益实现数据安全,同时,坚持法定主义下的比例原则以厘清权力边界。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ChatGPT与数字检察的融合:必要性、实践路径与风险规避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重塑了如今万物的存在形态以及互联方式。对于法治领域而言,法治的转型离不开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把握,而数字检察可谓是将数字技术与司法实践结合的典型例证,同时也是当下法治转型的必然选择。ChatGPT作为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表,具备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深度学习能力,将其与数字检察融合不仅能够接轨将数字技术作为司法实践辅助工具的国际法治风潮,还可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二者的融合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可运用ChatGPT加强算法模型贯通融合,建构司法裁量智能辅助范式;其二,可运用ChatGPT健全与完善数据法益保障制度;其三,可运用ChatGPT增强法律监督效能,推动数字法治监督制约机制衔接贯通。同时,还应当规避对ChatGPT使用过度依赖的人伦风险以及ChatGPT使用过程中数据泄漏的技术风险。

数字检察改革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发展面向

数字检察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推动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的重大意义。当前,数字检察仍处于发展初期,亟待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厘清数字检察概念内涵、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推进以检察权运行机制数字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并深入论证数字检察的法理基础。当前数字检察改革仍存在办案理念欠缺、数据分析研判能力不足、数据标准体系阙失、办案团队运行专业化较弱等困境。在检讨检察权运行理论发展现状以及是否契合当前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从具体改革措施层面破解当前困境,并为改革措施落地设定基本准则,进而为数字检察改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数字检察研讨基础、实践检视与构建路径

随着检察工作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检察对推动检察工作质的嬗变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数字检察建设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机制不完善以及基层人才匮乏等现实困境。在新发展阶段,宏观层面应着力构建数字检察工作机制,中观层面应积极推进外部数据资源共享,微观层面应加大数字检察人才培养力度,从而化挑战为机遇,实现数字检察的应有价值,促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法院“不当逮捕”的数字检察监督转型

法院“不当逮捕”是审判机关没有严格遵循逮捕要件而实施的逮捕,其不仅侵害被告人的程序性利益,还影响法官的中立性,可能给刑事诉讼结构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传统以个案为基础的被动检察监督模式局限于卷宗审查、人工审查,对法院“不当逮捕”实施监督面临线索发现难、“不当”认定难、监督质效不突出等诸多瓶颈。为此,只有推动检察监督模式数字化转型,在法检之间建立一体化逮捕审查平台,探索建立法院“不当逮捕”智能算法模型并构建溯源监督机制,才能从个别、偶发、被动监督转变为全面、系统、能动监督,全面提升法院“不当逮捕”检察监督的效力。

数字检察视域下虚假仲裁法律监督理论拓补与路径构造

虚假仲裁因其高度隐秘性成为当前检察监督的盲区。由于仲裁“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撤销权受限、仲裁机构内部控制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亟需加强虚假仲裁检察监督;而当前检察机关的“间接监督”模式限缩了其对虚假仲裁的规制能力,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对虚假仲裁的查处力度相对孱弱。在数字检察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法律监督方式应对虚假仲裁成为有效解决路径。同时,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式亦面临新的挑战,亟需进行理论拓补与制度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权力基础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赋权以及仲裁的准司法性,对虚假仲裁的数字检察监督需树立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进行理念调适。应当通过协同治理下虚假仲裁信息源获取、虚假仲裁识别与查明的算法工具辅助、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的限度与规范化等,构建虚假仲裁数字检察监督实现路径。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逻辑、隐忧及发展

数字检察如同一场静悄悄的技术革命,通过技术与制度和组织的相互嵌合激活法律监督潜能,其赋能行政公益诉讼的逻辑理路在于重置启动程序、拓展案件范围、深化监督方式,从而可以有效提升行政公益诉讼的治理效率。但是,在所谓数字检察赋能的过程中,数据充分性无从保证会导致检察机关监督盲区的存在,数字检察的异化会导致行政公益诉讼本末倒置地实施,数字检察的滥用会导致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超越法律限度。对此,应当前瞻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方略,构建检察机关参与的数据共享机制,超越“数字魔阵”的数字检察赋能机制,导向现实需要的数字检察激励机制。

数字检察背景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的实践反思与发展进路

在数字检察背景下,为提升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全国多地检察机关探索使用量化评估机制。在设定量化评估标准、构建评估模型、运用评估结果的过程中,这一机制的风险与缺陷逐渐暴露。评估标准存在非可欲性与演化缺陷,评估模型可能侵害诉讼权利,评估结果容易造成检察官的机械决策。为加以改善,应当依靠数字技术沟通社会危险性评估的自发秩序与制度建构,通过规则制定推动标准优化;以技术正当程序理念推进算法公开,健全非歧视审查机制,化解评估模型的侵权风险;明确评估结果的参考和初步判断作用,以科技手段助力检察官能动履职,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数字检察背景下减刑、假释案件智慧检务路径研究——以S省为例

减刑、假释是我国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推动减刑、假释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质效,是各级检察机关推进数字检察战略的有益实践。实证研究表明减刑、假释政策的适用存在比例不高、把关标准不一、尺度偏紧等情况,而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事前审查基础不牢、事中审查层次不深、事后审查对抗性不足的问题。各级检察机关应当从推动完善刑事执行法律制度体系;加强队伍和业务能力建设;提升减刑、假释监督检察工作质效;构建智慧刑事执行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完善减刑、假释智慧检务体系。

数字检察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是贯彻落实新思想的关键举措,充分释放检察制度所蕴含的生机活力,为检察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数字检察作为一种前沿的司法实践方式,其核心在于检察工作与数字科学的深度融合。本文将结合实际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数字检察战略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推进数字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关参考。

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的实践逻辑、难题与进路

加强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是新时代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项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节点监督为主线和数字技术为支点的实践逻辑,解决了部分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限缩性、滞后性、被动性的困境。但在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数据资源利用不足、数字建设支撑不够等问题,未充分发挥技术赋能监督的功效。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多主体间数据协同模式,激活沉睡的数据,落实数字化建设的相关保障制度,推动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工作水平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在法治领域的应用——以海南检察机关数字检察战略为视角

在21世纪的数字化浪潮中,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法治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法律监督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促进公正和透明度,从而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加有感的司法体验。海南省检察机关数字检察战略,是新质生产力在法治领域应用的生动实践。通过构建全省一盘棋的数字检察工作格局,海南省检察机关不仅提高了法律监督的质效,还推动了法治建设的现代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