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数字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要建设数字法治中国,高素质且高水平的数字法治人才培养不可或缺。为回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应当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将课程思政融入数字法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借助课程思政的价值引导功能,可以着眼于教学的顶层设计,整合产教融合的资源,以系统化的方式将课程思政融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从而引导学生逐渐树立建设数字法治中国的理想信念,提升适应数字法律职业创新性发展的职业素养,不断激发个体行为意愿以形成稳定的数字法治思维和认知能力,从而实现综合能力、思想政治与人文素养的提升。

碳达峰碳中和治理中的数字法治运用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央层面的政策性文件为其作了顶层设计,地方立法则确立了具体法治路径,但基本还停留在传统思路上。碳达峰碳中和治理中数字法治的运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优势。碳达峰碳中和治理的数字法治应当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促进低碳生活、减少碳排放、技术改造等范畴重点适用。数字化治理的制度构型应当将着眼点放在数字法治理念培育、数字化技术标准的制定、数字化执法过程的强化、数字化责任追究的实施等方面。

数字法治时代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法治作为现代法治的新形态,对法律职业的影响日益显著。数字法治通过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平台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等特征,正在重塑法律实践的时空场景、方法手段及功能作用。在此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通过跨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培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及国际化培养途径的探索,培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以适应数字法治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意蕴·藩篱·突破:数字法治时代视角下面向未来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

在数字法治建设背景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如何进一步创新与改革传统法治人才培养,培养面向数字法治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更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从数字法治时代视角出发,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为研究主体,以“意蕴、藩篱、突破”思路探究面向数字法治时代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路径,为新时代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治理方式的变革,旨在回应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数字化转型需求,推进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数字法治政府并不是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相加,而是集法治政府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的法治化和数字法治中的政府主导等聚合的概念。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具有目标异化、数据共享不畅、安全风险泛化等问题。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发展,有必要从数字法治价值、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障的视角出发采取相应措施,促使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数字法治时代下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研究

数字法治时代下司法警察培养要充分考虑到时代影响,同时也要做好警务指挥能力培养。基于具体观察和分析阐述数字法治时代的时代特征、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内涵等,肯定了新时期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价值。同时,具体分析数字法治时代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中的机遇和挑战,逐一分析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诸如能力培养事宜缺乏系统规划、能力培养模式相对固化等。在此基础上,应系统做好能力培养规划、构建混合式能力培养模式等策略,为司法警察警务指挥能力培养提供支持。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5w1h”分析

数字法治政府是运用数字手段对政府理念、机构、职能、流程再造的法治化进程,有助于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行政立法高质量、行政决策科学化和行政执法高效化,保障行政监督有效性,提高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纠纷应对水平。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应以“科层制+平台”为组织载体,明确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国家、地方政府和公务员层面的主体责任,妥善处理以人民需要为中心与以人民参与为中心、技术赋能与数字垄断、社会治理复杂性与技术手段有限性、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等关系,推动数字法治政府不断发展。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优化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实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形成了科技与法治相结合的新结构,其重视从传统权利管控到权利保障的转变。现阶段,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虽然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数字法治政府基础设施不完善,协同性不足,法治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力度有待提升,技术障碍限制了数字法治政府的服务效率。应推进一体化平台统筹建设,构建完善的政府协同机制,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各项技术支撑力度,从多方面进行数字法治政府优化建设。

行政检察协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进路

通过探讨行政检察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其在协同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即职能定位与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契合度不足,协同机制与行政机关存在不畅,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给工作带来的复杂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即要深化行政检察职能,强化法治理念,构建高效的协同机制,制定多元化的矛盾解决方案,以及运用科技手段助力信息化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等,使行政检察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政府的良性循环提供经验。

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研究

在数字法治兴起的背景下,诉源治理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需求与挑战。数字鸿沟、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缺位、法律制度的滞后性、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机制尚未完善等因素都对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造成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坚持完善立法,为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提供法制保障;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和作用;坚持机制创新,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纠纷解决需求;坚持协同治理,实现资源互通,切实推动数字法治下的诉源治理的发展和实践。

论数字法治政府的科层制基础及其发展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不应全盘否定科层制。数字法治政府并未脱离科层制架构,甚至依托科层制的专业化、多层等级优势,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运行,具有科层制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先进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法治政府又在科层制基础上,实现科层内部专业部门的协同,也使得层级间信息传播更快,是对科层制继承式的发展。未来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上,要加强政府整体性建设,将政府的内部协作和运行过程内隐化,对外则以整体性政府形象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要加强政务客户办事端建设,使得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便捷地获取公共服务;要加强与数字化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建设,为数字法治政府提供更多法律依据。

迈向数字法治政府: 开放政府视角下的公民法治满意度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新技术背景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检视与思考

当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在理论上,“宏观方案构建”板块的研究中存在“先入为主”式的技术偏见以及“望文生义”式的认知偏见;“具体技术应用”板块下部分快餐式的研究以及热点导向型的探索使得研究结论的效度、研究对象的限度、研究内容的维度和成果适用的广度处于非理想状态。实践中政府部门在对待技术纰漏、回应考核指标、探索数字化红利、整合部门机构资源、调整和优化传统行政程序等方面也暴露出一定的形式化倾向。对此,应当从夯实技术支撑和强化顶层设计两大维度纠正上述偏差:加强技术学习,赋能学科研究;重视技术应用,反哺学科研究;理顺体制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一技术标准,消除信息孤岛;摒弃政绩追求,兼顾权利救济;完善法律规制,平衡价值冲突。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图景与优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着力点,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法律体系、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或薄弱之处。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直面问题与痛点持续发力,从加强顶层设计方面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总体指引,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协同推进,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规、破除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等,为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法治视域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也受到日益严格的要求与审视。从数字法治视角出发,分析了数字法治时代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及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当前社会舆情热点事件,重点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滞后性问题和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完善性,这不仅容易助长公众的猜疑和不信任,这也可能妨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实施。为此,提出了优化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相应建议,包括加强对公民信息安全的保障,以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效率,促进其规范化和专业化,以期对改进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和推进数字法治进程提供借鉴。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区块链耦合过程中的风险与规制

区块链凭借着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可追溯性和安全性等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相吻合,能够推动政府治理的新一轮自我革新,加速政府治理现代化。但是区块链在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耦合过程中也存在着政府治理权威弱化、数据安全性保障难度高以及制度漏洞和规则冲突等问题。对此,为了使区块链与政府治理更好地实现智慧互联,应当加强区块链政务应用顶层设计,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区块链的工具属性定位,发挥政府在数据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

甘肃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对策探究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甘肃省坚持高站位统筹规划,不断建立健全符合省情的数字政府建设机制和技术应用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立足甘肃实际,聚焦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探索甘肃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路径,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