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5w1h”分析

数字法治政府是运用数字手段对政府理念、机构、职能、流程再造的法治化进程,有助于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行政立法高质量、行政决策科学化和行政执法高效化,保障行政监督有效性,提高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纠纷应对水平。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应以“科层制+平台”为组织载体,明确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国家、地方政府和公务员层面的主体责任,妥善处理以人民需要为中心与以人民参与为中心、技术赋能与数字垄断、社会治理复杂性与技术手段有限性、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等关系,推动数字法治政府不断发展。

论数字法治政府的科层制基础及其发展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不应全盘否定科层制。数字法治政府并未脱离科层制架构,甚至依托科层制的专业化、多层等级优势,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运行,具有科层制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先进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法治政府又在科层制基础上,实现科层内部专业部门的协同,也使得层级间信息传播更快,是对科层制继承式的发展。未来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上,要加强政府整体性建设,将政府的内部协作和运行过程内隐化,对外则以整体性政府形象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要加强政务客户办事端建设,使得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便捷地获取公共服务;要加强与数字化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建设,为数字法治政府提供更多法律依据。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图景与优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着力点,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法律体系、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或薄弱之处。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直面问题与痛点持续发力,从加强顶层设计方面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总体指引,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协同推进,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规、破除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等,为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区块链耦合过程中的风险与规制

区块链凭借着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可追溯性和安全性等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相吻合,能够推动政府治理的新一轮自我革新,加速政府治理现代化。但是区块链在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耦合过程中也存在着政府治理权威弱化、数据安全性保障难度高以及制度漏洞和规则冲突等问题。对此,为了使区块链与政府治理更好地实现智慧互联,应当加强区块链政务应用顶层设计,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区块链的工具属性定位,发挥政府在数据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

“八八战略”指引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浙江省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的经验与展望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是浙江与时俱进地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新篇章,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浙江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从理论溯源是对“八八战略”关于数字浙江、法治浙江、信用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重大战略内容的发展和丰富,是着力改善浙江发展软、硬环境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八八战略”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系统观念的具体运用。在历经物理融合、化学融合阶段后,浙江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已进入体系融合阶段,着力在现有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制度规则体系、平台支撑体系、协同履职体系和数据治理体系方面的优势,打造数字法治政府浙江样本。

数字法治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组合拳模式

“放管服”改革在过去几年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和便民服务靶向施策,一项项创新举措密集落地有力保住和催生了大量市场主体,切实增进了人民福祉。然而随着地方创新边际效应减弱,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实践中数字化与法治化失衡,改革注重数字技术而产生法治危机。“放管服”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为创新政府治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应该坚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信息化与法治化,以数字化和法治化组合拳实现政府监管与服务智能化、精准化、集约化和政府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

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成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就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内涵及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界定;其次,着重探讨了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困境,包括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不严密、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行政保护的法律执行效果较低、行政救济途径及时效性不充分等问题;第三,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或措施,包括坚持公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优化行政监管机制建设和健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最后,总结了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和保护。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数治”对“法治”的挑战及其协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服务的高效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可分为业务办理型“数治”、行政决策型“数治”和数据开放型“数治”三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应必须是在“法治”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业务办理时,不仅应适格的履行服务职能,其还应对保存的数据适格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行政决策时,“数治”的具体规则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实践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数据开放时,其应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确保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维护。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机理、挑战与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能力的成熟,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首先,机器学习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方法,使得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机器学习来完成任务。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机理,包括智能化数据处理、法治化智能决策和公众参与等方面。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智能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的问题等。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要加大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建立安全的智能数据处理系统,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人工智能运用能力,以及建立协同合作的智能治理体系。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论纲:逻辑、困境及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势在必行,其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演进趋势,又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趋势,同时切合社会需求的现实趋势,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客观上要实现数字、法治及政府三者的有机融合,主观上要经历两个阶段的思维跃迁。通过基本价值、公众权利、政治学三个维度的剖析,发现上述困境背后蕴含着价值冲突、权利悖论、治理张力等法理症结。对此,应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治理实践、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三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稳致远。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

随着大数据和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大量个人信息侵害行为涉及公共管理领域,需要对公民施以更加完备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措施。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自身困境来看,衍生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享有者面临数据入侵、信息壁垒、多元主体利益冲突等困境。从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困境来看,传统保护路径中规制对象以私法主体为主,而公共领域的社会治理方式表现出逐渐明显的数据依赖,导致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面临法律规范缺位的困境。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规制措施,在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数据财产权属主体的“二元模式”,并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相对于数据财产权的优先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伟大构想。数字化与法治化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是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本质特征。政府推动数字化改革必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以统筹全局的整体意识、植根人民的理论视角、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来应对科技变革带来的理念颠覆、算法歧视、机制不畅等多重风险。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刍议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构

数字法治政府以数字正义价值为导向、以权力监督与制约为前提、以依法行政为根本,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但是其在建设过程中面临数字技术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侵入、正当程序原则被削弱、相关法治保障不充分等实践困境。为此,应通过采取全面保障公众的数字权利、强化自动化行政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等因应策略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构。

中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十年述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提出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体现了数字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同频共振。“数字法治政府”作为一个创新型概念,自被提出以来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当下,有必要对其理论脉络进行梳理,明确数字技术如何形塑政府治理新形态,以及其对法治政府建设带来的新挑战,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为未来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点明方向。

论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正当程序原则的理念革新

在未来五年,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数字行政时代,政府在运用科技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治理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给正当程序原则带来了冲击,具体表现为技术弱势群体遭受歧视、行政程序合理介入界限被突破、行政公开原则功能价值被怠忽和说明理由等参与程序应有价值受冲击。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正当程序原则应及时回应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需求,从明确算法的工具属性、坚守政府自主决策权、赓续正当程序核心内涵三个方面坚持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要义和根本价值,达到“最低限度的公正”,实现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从局部参与到全部参与、从相对公开到全程公开、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