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

我国行政机关的数字化转型经历了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演变。数据驱动、智能泛在、平台中心构成数字政府的三个重要特征。为调和数字技术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数字法治政府”的命题得以形成。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坚持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坚持多重价值目标的动态平衡,坚持治理规则体系的开放多元。未来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在基础资源层面,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和信息处理规则;在组织规则层面,应当基于整体政府和平台中心理念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进行重塑;在行为规则层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算法行政的法治约束;在责任规则层面,应当清晰厘定复合化的责任并实现监督方式的完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将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转型。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论数字法治政府的科层制基础及其发展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不应全盘否定科层制。数字法治政府并未脱离科层制架构,甚至依托科层制的专业化、多层等级优势,在科层制的组织架构下运行,具有科层制的逻辑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先进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法治政府又在科层制基础上,实现科层内部专业部门的协同,也使得层级间信息传播更快,是对科层制继承式的发展。未来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上,要加强政府整体性建设,将政府的内部协作和运行过程内隐化,对外则以整体性政府形象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要加强政务客户办事端建设,使得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便捷地获取公共服务;要加强与数字化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建设,为数字法治政府提供更多法律依据。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5w1h”分析

数字法治政府是运用数字手段对政府理念、机构、职能、流程再造的法治化进程,有助于深化政府职能转变,推动行政立法高质量、行政决策科学化和行政执法高效化,保障行政监督有效性,提高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纠纷应对水平。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应以“科层制+平台”为组织载体,明确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国家、地方政府和公务员层面的主体责任,妥善处理以人民需要为中心与以人民参与为中心、技术赋能与数字垄断、社会治理复杂性与技术手段有限性、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等关系,推动数字法治政府不断发展。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优化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实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形成了科技与法治相结合的新结构,其重视从传统权利管控到权利保障的转变。现阶段,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虽然已取得一些成就,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数字法治政府基础设施不完善,协同性不足,法治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力度有待提升,技术障碍限制了数字法治政府的服务效率。应推进一体化平台统筹建设,构建完善的政府协同机制,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各项技术支撑力度,从多方面进行数字法治政府优化建设。

行政检察协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进路

通过探讨行政检察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其在协同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即职能定位与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契合度不足,协同机制与行政机关存在不畅,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给工作带来的复杂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即要深化行政检察职能,强化法治理念,构建高效的协同机制,制定多元化的矛盾解决方案,以及运用科技手段助力信息化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等,使行政检察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政府的良性循环提供经验。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困境与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治理方式的变革,旨在回应信息革命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数字化转型需求,推进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数字法治政府并不是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相加,而是集法治政府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的法治化和数字法治中的政府主导等聚合的概念。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具有目标异化、数据共享不畅、安全风险泛化等问题。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发展,有必要从数字法治价值、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障的视角出发采取相应措施,促使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

迈向数字法治政府: 开放政府视角下的公民法治满意度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新技术背景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检视与思考

当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陷入了一定的误区,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在理论上,“宏观方案构建”板块的研究中存在“先入为主”式的技术偏见以及“望文生义”式的认知偏见;“具体技术应用”板块下部分快餐式的研究以及热点导向型的探索使得研究结论的效度、研究对象的限度、研究内容的维度和成果适用的广度处于非理想状态。实践中政府部门在对待技术纰漏、回应考核指标、探索数字化红利、整合部门机构资源、调整和优化传统行政程序等方面也暴露出一定的形式化倾向。对此,应当从夯实技术支撑和强化顶层设计两大维度纠正上述偏差:加强技术学习,赋能学科研究;重视技术应用,反哺学科研究;理顺体制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一技术标准,消除信息孤岛;摒弃政绩追求,兼顾权利救济;完善法律规制,平衡价值冲突。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图景与优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着力点,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法律体系、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或薄弱之处。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直面问题与痛点持续发力,从加强顶层设计方面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总体指引,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协同推进,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规、破除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等,为全面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区块链耦合过程中的风险与规制

区块链凭借着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可追溯性和安全性等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相吻合,能够推动政府治理的新一轮自我革新,加速政府治理现代化。但是区块链在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耦合过程中也存在着政府治理权威弱化、数据安全性保障难度高以及制度漏洞和规则冲突等问题。对此,为了使区块链与政府治理更好地实现智慧互联,应当加强区块链政务应用顶层设计,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明确区块链的工具属性定位,发挥政府在数据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

甘肃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对策探究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传统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甘肃省坚持高站位统筹规划,不断建立健全符合省情的数字政府建设机制和技术应用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立足甘肃实际,聚焦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探索甘肃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八八战略”指引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浙江省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的经验与展望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是浙江与时俱进地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新篇章,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浙江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从理论溯源是对“八八战略”关于数字浙江、法治浙江、信用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重大战略内容的发展和丰富,是着力改善浙江发展软、硬环境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八八战略”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系统观念的具体运用。在历经物理融合、化学融合阶段后,浙江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已进入体系融合阶段,着力在现有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制度规则体系、平台支撑体系、协同履职体系和数据治理体系方面的优势,打造数字法治政府浙江样本。

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成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就数字法治政府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内涵及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界定;其次,着重探讨了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困境,包括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不严密、行政监管机制不健全、行政保护的法律执行效果较低、行政救济途径及时效性不充分等问题;第三,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或措施,包括坚持公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完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优化行政监管机制建设和健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最后,总结了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和保护。

数字法治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组合拳模式

“放管服”改革在过去几年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和便民服务靶向施策,一项项创新举措密集落地有力保住和催生了大量市场主体,切实增进了人民福祉。然而随着地方创新边际效应减弱,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实践中数字化与法治化失衡,改革注重数字技术而产生法治危机。“放管服”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为创新政府治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应该坚持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信息化与法治化,以数字化和法治化组合拳实现政府监管与服务智能化、精准化、集约化和政府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数治”对“法治”的挑战及其协调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服务的高效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可分为业务办理型“数治”、行政决策型“数治”和数据开放型“数治”三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各级政府的“数治”实践应必须是在“法治”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业务办理时,不仅应适格的履行服务职能,其还应对保存的数据适格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行政决策时,“数治”的具体规则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具体实践应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当各级政府通过“数治”进行数据开放时,其应综合考虑利益相关方,确保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维护。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机理、挑战与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能力的成熟,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首先,机器学习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方法,使得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机器学习来完成任务。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机理,包括智能化数据处理、法治化智能决策和公众参与等方面。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智能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的问题等。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要加大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建立安全的智能数据处理系统,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人工智能运用能力,以及建立协同合作的智能治理体系。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论纲:逻辑、困境及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势在必行,其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演进趋势,又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趋势,同时切合社会需求的现实趋势,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客观上要实现数字、法治及政府三者的有机融合,主观上要经历两个阶段的思维跃迁。通过基本价值、公众权利、政治学三个维度的剖析,发现上述困境背后蕴含着价值冲突、权利悖论、治理张力等法理症结。对此,应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治理实践、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三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