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数字游民”群体的职业教育模式

“数字游民”是近年流行的一种新型工作模式,“数字游民”愈发成为世界各地未来劳动力提升的关键群体。随着该群体的日益壮大,开展面向“数字游民”的职业教育已成为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由于“数字游民”的工作性质与特征,该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也具有鲜明的特点。旨在研究以“数字游民”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首先分析了各国“数字游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接着对国内“数字游民”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开展了调查研究,剖析“数字游民”职业教育需求层面的特征,并据此提出多方联动推进我国“数字游民”的职业教育对策,包括加快建设相关在线课程体系、尝试短期在校教育机制、建立“数字游民”创新创业基地、深入社区开展导师培训等,从而使我国成为“数字游民”就业创业的理想之地。

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

数字技术在重塑就业形态的同时也带来劳动的新异化。而数字游民凭借“信息技术”赋予的劳动资本,“工休融合”的劳动理念以及“循环流动”的劳动策略,持续型塑着自由灵活的工作体验。同时在承继了游牧主义理念下“适应管理”“生计镶嵌”“集体网络”三重技艺的基础上,得以将日常劳动情境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渐确定性”,从而建构起稳固的主体性空间。此外,作为跨国劳动实践与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微观缩影,数字游民的自主性本质上是源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适应而非挑战,并且随着自反性的身份建构实现再生产。

数字游民:追求工作和休闲的全面自由

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从事线上工作并将旅行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本文旨在界定“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探讨该群体选择数字游牧的动机,以及如何将这些动机付诸实践。数字游民追求一种以全面自由为特征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力图实现职业自由、空间自由和个人自由。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将工作看作是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活动,它并不比休闲低等,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同时,尽管休闲(包括旅行)是这种生活方式给人以积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它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工作。

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从“游走”到“入乡”: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与重塑——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考察

本研究基于实证考察,针对数字游民回嵌乡村的动因、在地实践的过程及其表征结果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游民基于时空脱域的工作特质、自由写意的生活方式和闲适质朴的价值理念,脱离城市返回乡村,以获取身心的自由。在从“游走”到“入乡”的转变中,数字游民主动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乡土发展愿景相绑定,并通过主体、技术与关系三重嵌入机制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地方性力量。同时,数字游民的嵌入实践也激发着乡村文化图景、治理效能、产业资源的重塑与再造,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和创新路径。

液态生活: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群体。在主流的叙事中,数字游民从事远程工作,选择逃离拥挤的城市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在风景优美的异乡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而成为令人羡慕的群体。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数字游民的概念、工作与生活方式、社群特征等方面展开,尚未揭示数字游民流动的动力究竟源于何处以及他们究竟试图构建怎样的生活。文章基于对数字游民的访谈,并参与数字游民的社区,揭示了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舒适的地方与自在的节奏是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与时间诉求,策展式流动中的多样体验则是他们践行理想生活的方式。实践着“液态生活”的数字游民摆脱了逼仄的生存空间、打破了机械的时间安排,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社区。由于主动放弃确定性的生活,数字游民因而发展出自律、精神提升等自我技术,并且积极寻求社区的支持,建立了一种体验主义的物质观。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机械化的抵抗,旨在重建有机的、平衡的生活节奏。

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的设计研究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尝试以公社为载体加强数字游民与场地之间的结构嵌入,在此基础上探索数字游民群体如何通过文化嵌入、身份嵌入以及资本嵌入重塑乡村发展格局。并通过协同共生单元、营造共生环境、健全共生机制构建全面的数字游民公社与乡村共生发展系统,防范数字游民与乡村之间的“脱嵌”风险,推动数字游民从“嵌入”到“脱嵌”到“共生”的转型。

地方认同视域下数字游民办公空间设计初探

本研究以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现状为切入点,缓解数字游民所面临的社会边缘化和孤独感为主要目标。在地方认同视域下,建立个人和特定区域之间的认同感和情感联系。通过对数字游民办公空间设计初探,促进数字游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重新塑造人地连结的方式,从而增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针对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现实痛点和多样化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为现代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数字游民的异托邦社会空间生产实践——以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例

远程数字劳动的去空间化和劳动个体化促成了数字游民这一流动群体的诞生,但数字游民们也在持续生产诸多可供聚集的社会空间。正是这些社会空间,像媒介一般承载和凸显了这一群体的可见性及认同感。在DNA数字游民公社的具体案例之中,数字游民的社会空间生产实践勾勒出空间/反空间、物质/非物质、同步/异步、城市/乡村等两极对立之间的异质性光谱。DNA数字游民公社作为空间媒介呈现出异托邦特征,也面临在外部他者的凝视下从异托邦压平为乌托邦的危机。数字游民的社会空间生产实践为异托邦理论提供了中国乡村空间媒介的本土脚注,也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传播实践提供了微观案例和参考路径。

数字游民的身份探析:群体画像、空间流动与在地实践

数字游民拥有着劳动阶层性与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群体面貌,他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度与对空间的关联度两重不同指标的量化考察显示出其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属地空间与流动空间共同组成数字游民的流动过程,属地空间形塑着数字游民的身体体验,流动空间则赋予其技术性存在前提,两重空间的深层互嵌凸显着数字游民的主体力量。在数字游民的在地实践中,他们将自身转化为在地化的可利用资源,准确纳入到乡村振兴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大潮中。

流动视域下的数字游民身份认同建构研究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是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流动性”的重要表征,在液态的社交关系和身份网络中,数字游民的身份实践脱离了传统社会亲缘、文化、地域、权力等的限制,身份认同的内涵与边界得到拓展。本文基于“液态”的后现代性视角,考察了数字游民在流动的状态下的身份认同建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并对当下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建构策略进行审视,聚焦数字游民个体身份的演化,为基于新的社会结构衍生出的群体良性发展提供可行路径与思考。

数字游民:概念发展、特征类型与未来议题

本研究着力描绘数字游民这一新兴概念的发展历程、特征类型以及未来的研究议题。数字游民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群体,因此有必要结合之前的文献对其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并对其三大特征、四大类型与研究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全面审视数字游民,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时代中个体与社群互动的理解,促进智能传播领域的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流动作为方法: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

近年来,数字游民的概念和模式在乡村振兴领域颇受欢迎,但舶来的数字游民本质上是一个互联网产品,乡村在其框架中更多是作为文化和生态的空间消费场景而出现的,青年与乡村很难有深刻的互动。但是,在该概念旅行的过程中,一些数字游民基地也开始了本土化的调试。通过对这些新实践的田野观察,研究发现:中国乡村的数字游民基地建设,不再将互联网逻辑作为主导性逻辑,而是以县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解决青年入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创造青年和乡村见面机会的同时,探索性地发展出兼具城乡要素的融合式的生产生活新方式,以青年流动为方法,破解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难题。聚焦流动,也是在理论层面重返传播。

从自我实现到社会创新:青年“数字游民”趋势引导刍议

“数字游牧”是一种依托互联网的流动型工作和生活方式,从事“数字游牧”的个体即“数字游民”。只有将青年“数字游民”置于其所处的数字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独特性。依据对流动的弱动因和强动力的分析,结合对上海市青浦区游居青年的调研发现,在和美乡村建设的进程中,青年“数字游民”有望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有生力量。促成他们从自我实现向社会创新的转化,需要政策、资金、制度的长期哺育和扶持,帮助他们从游居的阈限状态转向更成熟的结构化状态,真正融入地方,进而在地方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借力数字游民实现红色旅游文化传播研究

在当今社会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远程办公这种全新的工作模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作为远程办公背景下的新兴职业,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数字科技,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在任何地点随时进行工作和生活的自由,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在信息传播中具有速度快、覆盖面广及互动性强等优势,在红色旅游文化的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文章将围绕数字游民的特点、优势及其在红色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展开探讨,总结出借助数字游民的力量,实现红色旅游文化有效传播的具体策略,旨在为推动红色旅游文化更好地传播和发展提供积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未竟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的田野考察

当下,数字游民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国内相关研究并非是从中国的数字游牧本土化实践中生发出问题意识。对国内数字游民这一群体身份的识别和反思关系到已有和后续相关研究的合法性以及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本研究对大理数字游民社群进行了历时18个月的田野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建构深度依赖于媒介化的制造与协商过程,交织着各方行动者的集体想象。不同的群体利益在媒介场域中对其不断征用、篡改、争夺与协商,从而在表征领域制造出一种相较西方更为复杂多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身份。但在实然层面,以类数字游民或尚处于探索期的准数字游民为主体的中国式数字游民仍面临着结构与能动的双重挑战,实质上仍是一种未竟的身份。

远程化工作时代数字游民的内涵与类型探赜

2010年以来,数字游牧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作为数字游牧基础条件的远程工作日渐增多,导致“数字游牧”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本文重新定义数字游牧的内涵,并对当代数字游民进行最新的分类,将数字游民细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即自由职业数字游民、数字游民企业主、带薪数字游民、实验性数字游民和“扶手椅上”的数字游民。这一分类涉及六个关键变量:流动频率和自主性、以家庭为居住地的实践、国内与跨国旅行、法律合规性、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使用共享工作空间。文章强调,探讨数字游民内涵和类型,不仅能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方向,还能帮助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估数字游民在现实世界中的背景、动机、实践和影响。

数字游民公社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数字游民是信息化时代兴起的职业群体。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游民公社逐步建设完善,以社群形式将分散的游民聚集起来,聚集的游民成为乡村振兴新生力量。数字游民通过嵌入乡村和资本转换为乡村人才振兴、产业兴旺、文化建设赋能,以自身携带的资源连接城乡,整合社会资本,夯实乡村振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