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中的“数字理性”问题研究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强调以理性之态度对待立法文本中的数字,包括对立法数字的规律性认知与合理性评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理性意涵的现代性转变、数字在现代立法中日益重要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数字理性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具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在认知立法数字的规律时,主要有语言解释、历史解释解析了其演变轨迹、文化解释三种路径,而对立法数字合理性的评判包括必要性论证和适当性解析两方面。

论经济法中的数字理性

经济法不仅需要文字,也需要数字。数字有助于经营主体和经管主体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从而为经济立法、守法和执法提供明确的指导。在经济法中,数字体现的工具理性与法律追求的价值理性应当形成和谐互补的关系。然而,法学知识的不自足和对数字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等因素有时会导致经济法中出现数字非理性的情况。因此,经济法中的数字理性需要实证研究和其他学科智识成果的支持,在对法律调整对象认知不断演进的基础上注意动态调整立法中的数值范围,有针对性地采用类型化等途径使具体的数字规定尽可能契合现实中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

春节红包仪式的“数字化”与“逆数字化”——基于NVivo12的扎根研究

新媒体时代,诸多传统节日文化习俗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纷纷开启了数字化的漂移之旅,但另一方面亦会因自身强大的文化根系而与这种趋势展开激烈缠斗。本文基于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进行的数据分析,通过扎根理论对数字环境下的春节红包文化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春节红包仪式的地方风俗、交际规则、伦理秩序及传统意义形塑了一种礼俗社会的文化秩序。面对数字技术的秩序重塑,春节红包呈现了数字理性与情感自觉的实践张力。对社交媒体数字红包的功能考量,以及个人化的选择偏好,最终导致了“数字化”和“逆数字化”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实践选择结果同时存在。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之间的激烈拉锯,恰恰揭示了人身上无法被文明理性进化所麻痹、抹除的情感道德,这为人们加速迈进全面理性保留了必要的回溯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