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数字生命政治实践的批判及其改善路径

以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新型数字生命政治。基于生命活动的数据化和数字生命场域之数字平台的建立,数字生命政治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的实践面向:一是数字劳动面向,受众注意力和在线意识的抽象;二是数字行为面向,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数据化;三是数字生活面向,智能化凝视与精准化预测;四是数字云帝国面向,数字殖民的全球化。当前,数字生命政治实践的消极性逐步显现,对此需要对其进行理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实践,通过厘清数字生命政治何以导致自由时空消融、数字行动脆弱性、新型数字鸿沟加剧、数字霸权建立以及主体性遮蔽,探究并改善数字生命政治范式转型的路径。

超级连接、规训权力与数字生命政治——人的主体性视角下的现代媒介技术再审视

作为对既往媒介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媒介物质性"的反思,本研究对现代媒介技术发展中日益凸显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予以重视,借用人的主体性三维框架重新审视现代媒介技术,以此把握现代媒介技术的本质,探寻人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实现自我解放的可能性。研究认为,人的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作为关系主体;人作为权利主体;人作为欲求主体。从人作为关系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人类的超级连接与秩序重构;从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本身具有规训权力的属性,亦引发了技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从人作为欲求主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媒介技术实现了向数字生命政治的跃进,其未来的价值指向应是"回归自我"的人的生存美学创造与人的主体性解放。对媒介技术的审视应超越人与物之间的分野,从技术的表象中看到人的存在,媒介技术的未来发展也应围绕人的主体性来行进。

数字时代的治理术:从数字劳动到数字生命政治——以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劳动”为视角

内格里和哈特主要从劳动生产的角度去寻找抵抗帝国权力的力量,提出了"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劳动是劳动与生命政治的接榫,主要以非物质劳动为"一般智力"的具体劳动形式,生命权力模式从中心化转变成去中心化,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形式转向实际。数字劳动正是数字生命政治的实现形式,因为首先,数字劳动的生产性构成了数字生命政治的前摄基础;其次,数字劳动构序了数字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权力基础;再次,数字生命时间的侵占形成了数字生命政治的权力机制。数字劳动扩展了剩余价值的内涵边界,形成了数字生命时间的剥夺,促成了思想无产阶级化,从而也加速了数字生命的赤裸化祛序,呈现出数字时代的治理术。

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是一种帝国主义,其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强化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帝国超越了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全球秩序转化为数字资本操控的内在向度,并与国家主权共同表征为弥漫式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而是构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市场的全球架构,企图将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归入数字全球构序。数字帝国权力的实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数众具有翻转数字生命权力的潜能,把数字生命政治重塑成数字解放路径,从而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

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

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提出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并将之与规训机制对应起来。不过在随后一年,福柯提出了在规训机制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以规训化的个体为基础的安全机制。这种新的治理技术在福柯的时代并未完全展开,在今天的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福柯提出的安全机制提供了新的形态。这种新形态就是数字—生命政治,数字—生命政治以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等算法治理为基础,能够对诸多个体进行精准治理,而不再需求个体按照统一的规范来行事。这种“放任”的治理,并没有带来无序,而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庞大数据网络下,有效地控制了多样性个体的行为和思想。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生命政治新形态及其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智能数字技术形成了管控主体的全新数字-生命政治,“算法治理”与“量化自我”正是其治理策略的现实体现,直至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稳固存续的“透明人”形成。数字-生命政治的多层次运作使主体在资本架构的数字化逻辑内重新定义生命本身价值,催逼自我向资本理性规定的“理想生命图景”不断靠近,最终生命彻底物化,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佳原材料主动参与生产,这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治理术形式更新的根本目的。只有在理解数字-生命政治治理策略的新变化基础上,才能揭开数字资本时代纷繁多样的生命体验背后价值意义始终缺场的社会现实,真正洞悉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和剥削本质。

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与数字时代的自由困境化解

在自由观念史上,存在着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两种基本形态。马克思以自由个性取代传统的自由意志,是自由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政治权力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三位一体地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术,即“数字—生命政治”。它以“算法”来全面而精确地治理社会和个人,不仅消弭了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而且规训着人们积极主动地、自由地参与到消弭自由的过程之中。自由地不自由,是数字时代最根本的自由困境。数字时代,摆脱自由困境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由之路在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相互推动,既要警惕自由时间的劳动化,使自由时间真正成为自由个性发挥的时间,又应将“社会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占有数字化的信息通讯媒介,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

什么是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我们生物性生命的政治。人类政治变化的历史曾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就是政治和家庭的二分,它导致生物性生命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在近代,颅相学成为区分文明和自由社会与野蛮的自然社会的标志,生物学成为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尺度。在对19世纪的监狱历史的梳理中,福柯发现了现代规训社会的兴起,例如,人的生命被档案化,成为一种治理工具,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规训手段在微观层面实现身体的正常化,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人口的生命政治治理。今天,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广泛使用的背景下,所有人的生物性生命都被数据化,成为基于数据库治理的控制社会,这是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是面向未来的生命政治学。

从“智人”到“数字人”:数字生命的概念嬗变与表征形态

近年来,AI技术、元宇宙的迅速发展让“数字生命”议题在不同场合被广泛讨论,并带来多个相关的含混概念。因此,在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亟需厘清数字生命议题相关概念的理论渊源与问题域。从技术实践角度来说,数字生命主要包含了人工智能程序、虚拟数字人、数字永生等三类技术实践,这三类技术实践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分别指向不同的“生命想象”——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生命体、保留肉身并以意识形式存在于元宇宙中的赛博人和记忆上传后重新组成的意识永生。而数字死亡和数字生命政治研究对数字生命的异化现象给予了批判性的社会和人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