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竞争力发展现状、原因分析及提升建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最新发布的《2023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竞争力国际排名连续两年下降至第19名,与排名首位的美国差距有所扩大。我国数字竞争力排名波动受到多个方面的原因影响,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提升我国数字竞争力:一是完善制度规范,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二是巩固发展优势,深化数字技术应用;三是补齐人才短板,筑牢数字增长底座。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

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当今国际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1世纪,技术的进步将世界推进数字时代,我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美国眼中在数字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数字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数字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全球技术,尤其是数字领域的霸权,认为数字霸权与其规则主导权、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丧失数字霸权则意味着美国三方面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美国通过增强数字核心竞争力、构建多边数字联盟以及打压中国的数字企业三方面的措施,试图扩大对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巩固其全球数字标准的主导权。然而,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难以撼动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以及其构建的多边联盟存在诸多分歧,因而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中国要善于在美国的数字竞争战略中寻找机遇与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数字经济治理改革贡献中国方案。

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构建与国际比较研究

当前数字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深度融合,引领改革发展、创新驱动的未来方向,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乃至综合国力注入强大动能。本文对传统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国家数字竞争力评价体系,整合国际权威数据,系统评估全球数字竞争力状况,按照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两个维度进行国家划分,研判中国数字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差距及影响因素,为"数字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国际参考。

对平台经济三种数字竞争策略的辩证分析

平台经济主要采取三种数字竞争策略来提升竞争优势。一是通过亏损性发展策略打造“数字铁三角”提升数字生产力;二是依靠互联网打造平台生态系统的组织竞争策略建构“守门人”角色,跨界获得市场地位,并利用杠杆作用和拒斥来发展和巩固竞争优势;三是基于算法策略,使用动态定价、企业合谋形成定价层面的竞争优势。平台经济的数字竞争优势带来了负面社会效应。其中,亏损性发展策略降低了社会对平台经济不正当竞争的忍耐度,催生了社会反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氛围。依靠组织竞争策略打造的平台生态系统的跨界发展,冲击了旧经济业态,还带来了“大而不能倒”、无序扩张等问题。算法竞争策略导致了算法歧视、价格歧视,在西方还引发了政治冲击,形成了“算法陷阱”。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台企业既要合理实施数字竞争策略,形成竞争优势,又要自觉应用、依赖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监管力量,及时消除数字竞争策略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总之作为新经济业态的平台经济,要形成新竞争优势、取得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平台企业、政府、社会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推进合作创新、合作共享和合作治理。

美国对华数字竞争下的中国海外数字利益保护研究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丰富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围绕数字领域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话语建构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战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外数据资源、数字科技企业其海外市场环境、国际社会就中国发展数字技术相关举措形成的舆论生态等均遭受美国的威胁与破坏。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海外利益,中国应主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构建、加紧数字技术研发应用、积极传播数字治理理念,相关举措取得初步成效。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德国经验:“数字竞争法”的创新与借鉴

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反对限制竞争法》第十修正案,开创主要经济体针对数字平台全面修订反垄断法的先例。其主要创新体现在引入“中介势力”概念、高度重视数据问题、强化对平台规则的监管、拓展相对市场势力范畴、改革并购审查制度、扩大事前监管权力等六个方面。德国此举也体现了欧美反垄断风向整体转变的趋势,其共性特点是对平台企业的特殊地位进行认定,进而对其实行比普通垄断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这种极具针对性的监管做法对平台经济反垄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

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当今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两大核心领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以“去风险”名义对中国实施选择性“脱钩”战略。基于国家竞争优劣势的差异,美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脱钩”措施。基于相互依赖关系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对华采取的“脱钩”行为。通过融合外源性因素、安全认知和国家竞争优势,作者提出了一个解释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分析框架,认为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作为外源性因素具有趋势性、不可控性和不可逆性,会致使国家间竞争出现新赛道、先发国家无法掌控竞争格局和后发国家不断跟进的局面。美国通过建构身份话语和威胁话语对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进行了安全化塑造。美国在自身具备竞争优势的数字经济领域试图以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阻断中国数字供应链的升级,而在自身存在竞争劣势的绿色经济领域实施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各类措施以摆脱对中国绿色供应链的依赖。关键矿物作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共同物质基础,其产业链条也面临着被美国切割重组的风险。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的最终目标是以议题结盟方式在其政治和军事同盟体系内发展关键领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创新驱动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系统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科研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力培养数字贸易领域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系统研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入选“宽带中国”试点的城市相对更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数字产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应大力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大力发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城市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时空格局及演化特征分析——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

数字贸易是改变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要素,更是我国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数字经济大省,探索其数字贸易提质路径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新时代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内涵特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1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熵值法测度城市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并运用空间GIS、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等多种方法探究其区域差异及其来源与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13-2021年数字贸易竞争力整体不强,数字创新环境更是制约数字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广东数字贸易竞争力呈现“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梯度分异空间格局,且不同城市间差异是引致数字贸易空间非均衡性的首要原因;广东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更快,但区域多极化态势较为固化。基于此,提出促进广东数字贸易环境改善、数字贸易差异化及区域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全球化视角下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当前,全球正处于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期,数据成为各国争相抢占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领域更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也是事关我国数字全球化发展利益的重要领域。因此,本文在传统国家竞争力理论体系及全球竞争力排名的基础上,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变量,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佐证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此外,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已有的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从中选取重要的数字经济关键指标并进行层次划分,重点分析我国在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发展的优劣之处,以期为全球化时代下我国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提供参考。

省域网络视角下测度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研究

在世界奏响数字经济主旋律背景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趋势日益凸显,数字贸易成为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的焦点。为了探索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规律,本文选取了2017-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贸易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来测度各省份的数字贸易竞争力,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竞争力强于中西部省份,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其中技术竞争力和交易竞争力发挥了主要的影响。最后,针对数字贸易竞争力存在明显梯度的五梯队提出对应的发展方案,以期实现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区域协调发展。

RCEP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其中涉及到数字贸易的条款更是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数字贸易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RCA指数、TC指数和MS指数探究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强弱并对比分析,得出RCEP各国在数字贸易上存在基础设施不足、贸易成本较高、创新度较低和人才匮乏等问题,并针对性地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出了增强数据保护与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以建立多边经贸关系协定为契机,共建数字贸易规则;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引领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和鼓励人才交流,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等建议。

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选取2006-2021年全球32个样本国家(包括27个OECD成员国家和5个金砖国家)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产业结构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并进一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组层面实证分析得到,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这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基础处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而导致边际效应不同有关。

异质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提高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2006—2020年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依次检验低端、中端、高端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端创新抑制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中端、高端创新促进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且创新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低端、中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高端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出口优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以中美数字竞争为例

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模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包括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智能算法的编写能力与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具体来看,数字时代的结构性权力可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分别包括网络安全和智能武器开发、平台经济和智能生产、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和数字媒体的信息传播。随着中美力量接近,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数字权力竞争都有所加剧,其中以数字跨国企业和产业链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在网络安全和数字主权货币方面的竞争,而在数字媒体领域爆发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但在长期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数字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中国要坚持“东亚优先”的数字地缘战略,积极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数字平台垄断与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

数字经济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市场竞争秩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数字平台垄断问题尤为突出。与传统企业形态相比,数字平台拥有在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上不同的动态特征,传统反垄断规则及其分析工具在界定关涉数字平台相关商品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面临的挑战愈发明显,健全数字竞争规则对此予以回应确有必要。《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出台恰逢其时,《指南》将数字平台的特征纳入反垄断分析框架进行必要的规则调适,对传统分析工具的修正可以提高其在平台经济领域适用的精准度,并引导平台企业竞争合规。囿于《指南》的低位阶和软法属性,需要通过《反垄断法》的修订补强数字竞争规则。

数字时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特点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国竞争呈现出新的特点,数字空间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战场,数字优势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域。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科技实力,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为了与中国争夺科技主导权,特朗普政府加强立法和战略设计,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实行“净网行动”,加强对中国的外交围堵。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的强度和烈度。数字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将成为国际秩序演进和重塑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未来和走向。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全球数字贸易竞争格局与中国数字贸易国际合作的战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政策制定和贸易谈判新领域展开的一个关键性紧迫议题。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正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构建各自主导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更趋激烈。中国应当抓住数字贸易规则形成的关键期,积极应对数字贸易新议题带来的挑战,完善自身法律法规,并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探索对接CPTPP~((1))、DEPA~((2))等数字贸易规则,提出积极参与全球双多边数字贸易谈判的“中国方案”,把握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