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产业间结构转变、产业内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文章以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6—2019年的数据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维度、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子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和采取替代变量的实证结果均支持这一研究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消费升级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种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

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正朝着数字经济运行的模式转变。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联动机制,即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实体产业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运行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减缓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实体经济将数字空间里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实现,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互补性。文章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也拓展了数字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动态演进的区域现状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我国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立足于国家整体经济及区域经济稳步协调发展的战略。文章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进行测度,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及核密度等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动态演化的空间关联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2013—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网络密度稳步提升但依旧处于低水平。(2)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两极分化,东部与西北、东北等边缘地区存在“数字经济鸿沟”,加之整体关联水平低,分化严重,发达地区对边缘地区的辐射效应较低,差距可能愈发扩大。(3)将其划分为四个板块,发现存在“弱关联”板块,板块间溢出关系及关联度差异悬殊,进一步研究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间人”作用,发现各省份承担角色更是“极化”严重。研究结果可为我国持续深化数字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协调、稳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核算及启示

数字经济是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选取《黑龙江投入产出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黑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进行规模测算和结构分析,并与全国整体水平、其他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进行对比。针对黑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根据自身优势优化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引进人才,提高对数据价值的重视程度等相关建议。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谱系研究

数字经济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福建省泉州市GDP曾连续22年领跑福建,且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具有典型性。目前泉州市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存在名称改变、内涵不变,设置不够、规模较小,培养不精、留人困难,人员不足、供需断链等问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建立供需平台;泉州市高职院也应该优化专业布局,注重内涵建设,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增强数字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为泉州乃至福建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新态势与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前景

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全球化趋势带动下,非洲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非洲联盟和诸多非洲国家的共识,非洲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势头迅猛、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快速崛起,但也面临多层级的数字鸿沟问题。中非在数字经济领域已建立机制化的交流合作平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而且数字应用与数字人才培养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中非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合作需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完善总体布局;将电力合作打造成优先领域,夯实非洲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对非投资力度,促进非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聚焦非洲国家关切和需求,加强“中非+”多方数字经济合作;开展人才交流和能力建设,助力非洲国家培养数字化人才。

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国家对外贸易与融资--基于RCEP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壁垒。随着科学与技术水平的不断上升,RCEP成员国中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与产品标准也随之提高,由此带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贸易壁垒机制下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0—2021年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RCEP成员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数字中国战略下发展铁路数字经济的顶层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抢占战略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概述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特征及范畴,总结数字经济的国内外发展现状、行业应用实践,阐述铁路数字经济的定义及内涵,提出铁路数字经济是促进铁路业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铁路数字产品、应用范式、业务模式协同发展,实现铁路现代化的新型经济形态,同时对铁路数字经济重点任务及铁路行业数字化转型典型业务场景进行阐释。为评估铁路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效益,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探讨了铁路数字经济核算。研究对于推动铁路数字经济的发展及数字铁路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它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明中国协调共享、共同富裕发展策略已取得初步成效;数字经济与地理位置显著正相关,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且打破程度较大;对于数字经济水平,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全国、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与条件β收敛,经济水平提高有效促进了全国、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增长,而政府干预对全国数字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三大区域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缩小地区差异,应多措并举: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支持;在经济落后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培育数字产业龙头企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数字经济规范与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与形成机制分析

【目的】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是多元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有利于培育壮大乡村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方法】通过对全国数字化先进县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从其关键做法,主要成效和价值体现,以及何以实现等方面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结果】“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产学研合作,以及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案例中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种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条形成路径,即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驱动力;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乡村农产品流通效率,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建立有效路径。【结论】目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应该联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力量,聚焦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乡村数字技术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来自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数字经济指数,核算各城市碳排放量,采用SBM模型测算城市碳排放效率,并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来刻画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二者呈现出“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和减少碳排放量,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在门槛值前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为“先扬后抑”,对碳排放强度跨越门槛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跨越门槛值后能够提高碳排放效率、减少碳排放量,但对碳排放强度不产生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集聚与状态转移

文章基于TOPSIS法,通过CRITIC权与灰色关联理论构建CRITIC权灰色关联TOPSIS法,并将其在空间与时间上应用两次,从而可对面板数据进行短期评价。根据新评价法测算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显著,主要取决于三大地区间的差异,且有扩大趋势;北京、上海稳居前2名,浙江、广东、福建、天津、江苏稳居第3至第7名;贵州、青海数字经济发展进步较大,东北三省排名退步显著;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状态转移较难,跨级状态转移基本不会发生,较低水平状态为贫困陷阱,陷于其中的省份很难靠自身得到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基于配对t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限制。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的检验

对我国19个省级行政区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显示:①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②在数字经济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科技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在其中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③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显著存在产业结构一阶门槛和科技创新二阶门槛效应。提出:应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等方面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治理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文章探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与治理问题。首先,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范畴界定,概述了其主要特征及其与传统经济的比较。其次,重点分析了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创新商业模式和创新金融手段在数字经济中的应用和融合。再次,探讨了数字经济治理的理论框架与现实挑战,特别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治理机制。最后,提出了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和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技术创新、优化政策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和加强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和展望将有助于指导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进步。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于一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赋能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实体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未来,结合数字经济特征和具体国情,要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协同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创新型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并测度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使用基准回归模型、Bootstrap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研究长江经济带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整个区域呈现明显差异,发展水平由下游向上游递减;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贸易开放影响数字经济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空间自回归(SAR)对数字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及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而贸易开放是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重要推力之一。建议充分发挥贸易开放资源配置功能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提升作用,以及在政策制定时着重考虑数字经济供给的空间相互效应,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持续推动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的扩大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