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它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明中国协调共享、共同富裕发展策略已取得初步成效;数字经济与地理位置显著正相关,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且打破程度较大;对于数字经济水平,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全国、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与条件β收敛,经济水平提高有效促进了全国、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增长,而政府干预对全国数字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三大区域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缩小地区差异,应多措并举: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支持;在经济落后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培育数字产业龙头企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数字经济规范与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转型升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和核心动能.基于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产业化应用水平、产业数字化融合水平、数字创新能力水平4个维度构建地区数字经济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产业数字化融合水平发挥的作用最大.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水平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消费需求来间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碳生产率、数字经济水平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提高碳生产率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理论分析表明,碳生产率的变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可以产生影响,且在不同的数字经济水平下影响也不同。本文利用2007-2013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碳生产率、数字经济水平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碳生产率和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碳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

我国省域数字经济水平测度及差异分析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融合应用三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对2012-2021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对数字经济水平进行空间上的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法对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差异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数字经济水平不高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省域数字经济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正面临“数字鸿沟”问题;我国数字经济水平总体差异呈减小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我国整体数字经济水平和三大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的绝对差异最为明显,说明中部数字经济高低省份间的差距存在一定的扩大趋势。

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

将数字经济水平细分为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三个方面,依托浙江省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探索这三类因素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均能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其中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水平由于其成果应用具有较小的时滞性,发挥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

RCEP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RCEP国家的相关政策会推动自身的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RCEP成员国作为我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影响。本文选取2012~2021年RCEP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关数据,以贸易便利化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RCEP贸易伙伴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出口有驱动作用,贸易便利化水平发挥着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出口贸易的重要辅助力量。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在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现状基础之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之后构建了一套评价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了我国各省各年的综合指数,并进一步选取了2013年~2022年的各个变量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出口贸易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中东地区的促进效果比西部地区强。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政府需要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完善数字经济基础实施建设和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政策建议。

东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评价

数字中国建设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和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对其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具有代表性和参考意义。本文采用熵值法,围绕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信息服务、数字创新发展、数字金融发展等四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2011—2019年东莞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东莞数字经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5年后实现了较快发展,其中数字信息服务方面实现了最大增幅,数字金融发展方面增幅较小。本文进一步分析原因,并结合东莞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2015—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全面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一发现在经过一系列严谨的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揭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带动当地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的不断改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因素发挥作用。基于此,各地区应致力于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进程等方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进数字要素赋能传统产业,制定和优化数字经济相关制度体系等方式推进本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新兴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以其自身优势在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贸易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以2010—2019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拓展引力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RCEP成员国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9年,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上,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0.5以下。在影响出口贸易额的众多因素中,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其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大;从分级指标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数字创新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而数字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不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增加。

山东省城市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筛选构建城市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了2011年-2022年山东省城市韧性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剖析了城市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阻碍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建议应大力推动互联网发展水平,加快高效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利用先进技术和数据应用提升城市的韧性;加大对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支持,推动多元产业发展,降低对某一特定行业的依赖,以减轻单一因素对城市韧性的负面影响;因地制宜,发挥各地市有利条件,补齐各自不足,助力城市韧性水平与数字经济水平协调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在新时代下,数字经济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从数字基础、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等3个方面建立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托,运用熵值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从地区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省会城市与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地级市整体发展较均衡;从年度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势向好,至2020年受疫情影响发展水平有所下降,总体呈上升态势;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推进,数字产业基础不断增强,但是数字人才储备有所不足。

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快捷性、高渗透性等特点显著降低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并已成为目前世界经济贸易与合作的全新动力。本研究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产业水平和数字经济技术水平为一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2010-2020年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以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贸易引力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0-2020年,RCEP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国家间差距较大。同时,进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对其的出口贸易,据此提出了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贸易法律法规、联合培养专业人才,促进贸易国间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及进一步深化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的数字经济合作等对策建议。

陕西省数字经济与绿色消费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根据陕西省情况,建立数字经济与绿色消费指标评估模式,采用熵值法评估陕西省10个县级市数字经济和绿色消费发展情况,同时采用可视化方法反映数字经济发展和陕西城市绿色消费增长规模的空间分布特点,并建立计量模型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消费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表明:2010~2019年陕西省数字经济与绿色消费发展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陕西省各地区间数字经济与绿色消费发展的相对差异比较大。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对绿色消费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落实绿色消费发展理念,减小区域间绿色消费发展差异,发挥陕西省数字经济巨大的潜力优势,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中国主要城市的数字经济竞争力研究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占领数字经济高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基于数字经济理论、经济竞争力理论和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构建研究概念模型;根据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出各城市经济竞争力,参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推算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线性回归分析证实数字经济水平对地区经济竞争力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地区,其经济总量增长优势明显。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传统产业和信息化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实现“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40个样本国在2010—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道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发展环境及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均对东道国吸引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且“一带一路”沿线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应要大于沿线中等收入国家。

区域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采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区域创新水平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二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各产业部门在获得优化升级的红利后,逐渐增加对数字经济的需求,这种正向反馈和相互作用循环不断,最终使其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三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更大。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制定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明确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采用熵值法、专家打分法,测度2016—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前5名的省份,使用Mal mqui st指数法测度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建设步伐,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可见,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出发,选取12个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将这12个指标归为2个公因子,分别是数字经济产业应用水平和数字经济产业吸引力,并进一步对这2个因子的得分排名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