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当前,全球正处于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期,数据成为各国争相抢占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领域更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也是事关我国数字全球化发展利益的重要领域。因此,本文在传统国家竞争力理论体系及全球竞争力排名的基础上,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变量,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佐证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此外,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已有的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从中选取重要的数字经济关键指标并进行层次划分,重点分析我国在数字经济关键领域发展的优劣之处,以期为全球化时代下我国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提供参考。

中国区域和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评价及发展路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并将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党和国家政策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百花齐放。该文从多维度评价中国区域和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典型路径,刻画具有借鉴意义的数字经济发展地方样板,结合实践为我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数字经济多赛道竞争的权力机制——以美国和欧盟数字经济政策为例

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国在前沿技术、技术标准、商业模式和数据规制四条赛道同时展开竞争,且各赛道的竞争格局相互关联,行为体在单一赛道的优势能够经由权力机制实现跨赛道外溢。基于此,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国家会将资源首先集中投入到容易获得并稳固初始优势的赛道,此即“主赛道”。在主赛道中建立竞争优势后,国家将以此优势为权力资源,在联系/结构性场域或互动/构成性场域中行使权力,进而提升多赛道竞争力。作为数字领域的重要行为体,美国和欧盟对“主赛道”的选择存在差异,这塑造了二者数字经济政策中权力机制的运行方式:美国将ICT技术作为主赛道,以技术优势获得权力,并在联系性和结构性场域中行使权力以提升多赛道优势;欧盟则以国际数据规制为主赛道,凭借规制的域外影响力获得权力,通过在互动性和构成性关系中行使权力来提升多赛道竞争力。相较于美国的技术优势和欧盟的规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构成了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独特资源,中国可立足于此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多赛道竞争力。

我国省域农村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农村电子商务采纳大多尚处于数字劣势。本文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模型对我国省域农村电子商务绩效进行评价与分类,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区域农村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农村电子商务绩效区域差异较大。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农村投递路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积极影响因素。旨在提升我国农村数字经济竞争力,促进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争议、策略及博弈

百年变局之下,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力量正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和发展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为促进跨国数字经济活动和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聚焦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背后的法律和政策博弈,从当前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磋商的焦点议题出发,分析各主要经济体的相关立场并阐释规则争议背后的本质。文章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究主要经济体有关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策略,从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基本立场、国内定位和国际战略考量三重视角深入分析并讨论策略背后形成的机理。文章最后还论述主要经济体有关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博弈和竞争,并指出在逆全球化背景之下推动各国在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合作将为多边国际经济体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