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贸规则:进展、动向及中国应对

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呈现出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愈来愈强调数字系统的互操作性,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出现逆自由化风潮,人工智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优先领域,数字标准成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关键等。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数字经贸法律法规,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体系。但是,相关数字贸易主张基本体现在无纸化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一代数字经贸规则上,而在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等核心议题上承诺有限,这导致中国数字经贸规则与高标准协定存在差距,与相关规则的兼容性不足,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相对较低。对此,中国应顺应全球数字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加速推进多边双边数字经贸谈判、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优先议题的制定、提高相关规则的兼容互操作性,从而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数字经贸治理能力。

数字经贸、市场需求与产业融合

本文基于2013-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多维度,探讨数字经贸和市场需求对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贸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贸对产业融合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西部地区不明显;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数字经贸和市场需求对产业融合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贸和市场需求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推进产业融合;数字经贸对产业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博弈与中国对策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贸规则体系逐步构建,目前已形成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并存的发展格局。中国在规则制定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统筹推进国内数字经贸规则与国际数字经贸规则互鉴融合发展已刻不容缓。系统梳理全球数字经贸规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全面分析中国数字经贸规则现状以及高水平开放过程中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提出主动融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体系的决策方向。一是以多边、区域、双边FTA为契机,加速对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二是建立高效、畅通的规则共享机制,释放数字经贸规则红利;三是弥合企业利益与规则分歧,贯通规则创新路径;四是强化国内外数字经贸规则互鉴共赢与开放合作,提升我国与发达世界各国数字经贸规则博弈的“软联通”水平。

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经贸规则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焦点议题,也是我国增强全球经贸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引擎。已有对数字经贸规则的研究重点关注“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对新加坡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已有对新加坡的研究重点关注DEPA,鲜少关注到新加坡签署的其他数字经济协定。基于此,文章聚焦新加坡已签署形成的“1+N”数字经济协定框架,系统总结了新加坡数字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现状、基本特征及核心主张。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应在做好数字贸易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数字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拓展数字贸易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搭建数字平台促进协同治理,推动制度型开放。

数字经贸背景下跨境电商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实践研究

近几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企业对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目前,我国高等院校除了加强对海外电商的培训外,也越来越重视对校企合作的进一步优化,以期能够有效利用现有的优势,培育出适应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跨境电商贸易人员。当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跨境电商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存在一些不足,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通过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拓展实训操作平台、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等方法,联合高等院校和跨境电商企业的优势进行持续的优化、深入的合作,培养出符合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互鉴融合: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数字经贸规则路径

本文在系统梳理主要发达国家数字经贸规则和全面分析中国数字经贸规则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外数字经贸规则互鉴融合发展的战略举措。一是从FTA进行战略性突破,扭转中国在数字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边缘化和被动化局面;二是提升中国数字经贸规则转化效能,释放数字经贸规则红利;三是构建数字政府,形成上下贯通的数字经贸规则创新路径;四是打通数字经贸规则创新的内外通道,推进国内外数字经贸规则的“软联通”。

“一带一路”数字经贸规则构建与中国改革方略探索

由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国处在数字产业和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经贸规则,尚需遵循既有的国际经贸规则,借鉴数字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走出规则缺失、治理机制分化、贸易壁垒居高不下的困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在加快数字经济先立后破的体制机制改革,其重要任务是坚持法治思维,提高数字治理软实力,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一方面,中国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成果运用上,帮助部分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践行多边主义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贸规则及时提供中国改革路径探索的经验。

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国际扩散:跨国企业的推动力

近年来,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已广泛融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规则的国际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由何种力量推动”值得探讨。一些既有研究和案例表明,企业是影响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行为体。文章认为,美国跨国企业是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国际扩散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0~2021年的全球样本,实证检验美国企业的数字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对于他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美国企业数字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东道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接受程度显著提升。具体到地区层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从时间段来看,这种影响主要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现。

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争议、策略及博弈

百年变局之下,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力量正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和发展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为促进跨国数字经济活动和推进国际经济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聚焦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背后的法律和政策博弈,从当前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磋商的焦点议题出发,分析各主要经济体的相关立场并阐释规则争议背后的本质。文章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究主要经济体有关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策略,从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基本立场、国内定位和国际战略考量三重视角深入分析并讨论策略背后形成的机理。文章最后还论述主要经济体有关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博弈和竞争,并指出在逆全球化背景之下推动各国在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合作将为多边国际经济体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成效、问题与完善建议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呈现强监管、碎片化等特征,各国都在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优化本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鉴于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还存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发展数字贸易统筹不足、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方式单一、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朋友圈”有待拓展、特殊区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构、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立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特殊区域监管政策等举措。

数字服务税的多边方案及对我国的启示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税收制度的挑战,实现数字经济利润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之间的合理分配,联合国、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加强对国际数字服务税实践情况的研究,并探讨制定中国自己的数字税收相关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总结了近年来国际组织建立数字经济国际税收体系的相关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数字服务税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研究和制定数字经济税收政策和措施的启示。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新趋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世界经济高速数字化的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都在积极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若干新型协定已经出现,其涵盖内容广、标准质量高,远超传统自贸协定中的电子商务章节,可望引领全球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的形成。本文提出了“新型数字经贸协定”的概念,涵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专门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等新协定的电子商务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分析了相关协定的主要特征、规则制定的关键问题和各经济体的政策立场。鉴于数字贸易对中国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上面临新的战略选择。为此,本文提出了制定数字贸易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中国规则”、积极引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并以此推动制度型开放和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差异、挑战及对策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个数字经济协定。2021年11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本文通过梳理DEPA文本,对协定的内容与特点进行总结,并通过和我国数字经贸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研判我国加入协定将面临的诸多挑战。未来,我国应全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跨境数据安全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贸规则制订,建立具有互操作性的数字系统,积极推动数字产品免征关税期限协商,持续优化eID安全身份认证系统,规范并持续完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探索构建数字贸易统计体系,争取尽快加入DEPA协定,用“中国声音”引领国际数字经贸规则。

DEPA协定下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的机遇与策略

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离不开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放眼世界,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博弈明显加强。可以预见,未来对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数字贸易谈判一定会趋向更高水平、更严标准及更深程度。《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作为首个涵盖数字贸易的新式协定,内容设计更具创新性与灵活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诉求相契合。在此背景下,我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此举既体现了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决心,也为推动世界制定更高水平规则标准提供了坚实保障。从短期来看,加入DEPA有利于对冲美欧数字规则主导地位,提升我国战略博弈能力。从长期来看,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数字经贸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未来,我国应以申请加入DEPA为契机,对标国际高标准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制定,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另一方面,率先在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先行先试,推动数字经济国内治理和国内法规的国际化进程,打造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