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规制的场景、困境与进路:作为法治场域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数字规制的新场景,相关参与场景和产品应用的广泛性决定了元宇宙风险丛生、亟待治理。元宇宙治理面临伦理治理困境,具体体现在主体性、算法正义、数据伦理等方面,这些也是数字规制的难题,在人工智能等运用场景也有显现。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传统法律监管滞后、数字货币监管缺位等客观情况,元宇宙法律监管也面临挑战,针对元宇宙的治理困境进行规则设计具有必要性。设计进路方面,元宇宙治理的相关规则应当以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为底座,以算法和数据规制为抓手,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为方案,在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等不同层面确保元宇宙治理规则的宽覆盖、高效力与体系化。数字规制在确保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法治的发展。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为构建数字规制政策体系、完善数字市场监管框架提供了重要启示。

安全例外条款之善意原则的适用——基于数字贸易规制视角

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数据跨境流动愈发频繁,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安全例外条款成为衡平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冲突的“调节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沿用了WTO安全例外条款,拓展了安全例外条款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功能与适用,同时也提升了其被滥用的风险,而善意原则为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基于善意原则的基本内涵,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关善意解释和善意履行的规定,厘清安全例外条款中“基本安全利益”等重要术语的含义,以区分合法的国家安全措施与保护主义措施。为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应坚持将善意原则贯穿于安全例外条款解释与适用的始终,明确善意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条件,合理分配涉诉措施关于“善意”的证明责任。

风险视角下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法律规制

数字技术极化使得大型数字平台创制出具有准公性质的私权力,未经妥当规制将引发微观个体、宏观国家等层面的风险,表现为个体进入孤立无援的风险关系,个人隐私被过度收集和使用,以数据跨境为代表的跨国经济行为放大国家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等。从规制理论来看,作为规制对象的数字平台私权力兼具人源性与物源性特征,其演变具有动态性与系统性特征,这对作为规制手段的法律系统提出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注重个体主体地位、优化规制工具的要求。在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分别建立起以公共利益和实质规制效果为逻辑起点的私权力规制模式,其经验可资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数字平台角色的不同,提出对不同层面风险规制完善建议,包括探索依场景的数据分类监管,加重平台隐私保护责任,将用户协议、算法技术等纳入公法规制轨道,“因业制宜”地制定数字行业监管规则,引入正当程序权力约束规则等。

媒体规制理论的演进:从传统离散规制到数字媒体融合规制

本文基于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由资源视角到内容视角)的转变过程,简要梳理了媒体规制理论的思想流派与发展脉络,其中早期的资源视角与经济学范式以科斯定理为集中代表,数字化背景下的内容视角则以文化规制理论以及网络环境下围绕数字媒体规制所展开的诸多争论为主线,并分析了数字媒体规制的融合趋势;在数字媒体规制的动机研究方面,分析了规制俘获理论对数字媒体规制动机的质疑及其意义。最后,依据已有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性,本文提出了未来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发展的可能方向。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平台规制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数字平台兴起的进步意义在于降低了传统经济中普遍的社会交易成本,重塑了总流通过程。基于产权理论分析,由于围绕数字平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够明确,平台沉淀下来的数据产权不明晰,风险承担和收益回报不成比例,造成了数字平台变相获取“超额租金”以及无序扩张的局面。为应对数字平台存在的问题,政府必须转变监管理念,从良善的制度变迁层面来考虑,采取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反垄断等多种手段,因势利导来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治理。

《资本论》视角下数字平台经济发展规制分析

引领数字平台经济发展,是党和政府确立的新时代重要任务。数字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新经济形态,但其相关生产关系的调整滞后于社会总的要求。本文基于《资本论》相关理论观点,分析我国数字平台总体状况及新现象,发现现有竞争逻辑下平台具有巨大的盈利压力、数字平台相关主体缺乏对数字平台的系统真切认识与趋于一致的平台经济伦理观、制度层面缺乏法律支撑等是其野蛮生长的影响因素。基于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本文提出治理我国数字平台经济的良性、稳定、可持续的总方针,并从多方面提出切实的治理措施,以期促成资本合理有序扩张、数字经济赋能、构建全面的数字融合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