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涛:夯实货物、服务、数字贸易“三大支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夯实货物、服务、数字贸易“三大支柱”,统筹贸易发展与安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构建数字贸易“五大”体系 杭州着力打造数字自贸区

到2025年,杭州将力争实现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营收2万亿元,数字贸易额达50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1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2800亿元,初步建成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数字自贸区。

数字贸易“美式模板”及对中国的影响

数字贸易使得贸易成本能够得到普遍性的降低,极大地促进国际贸易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方式,产生具有极大市场潜力的数字商业经济。“美式模板”的数字贸易规则对于中国开放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完善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浪潮下,数字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二者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数字贸易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可以产生促进作用,并存在区域异质性。从直接效应来看,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东部地区;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对周边省份有更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推动黑龙江寒地黑土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

黑龙江省应抓住数字贸易发展契机,加快农业数字化改造,培育农产品出口新动能,推动农产品出口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将简要阐述数字贸易赋予黑龙江省农产品出口的机遇和挑战,为推动黑龙江省农产品贸易提出几项实践策略。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模式,引领着贸易发展的方向。通过考察数字技术方式交付的数字服务贸易,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标,利用2014—2018年OECD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为样本,比较分析40个样本国家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在数字服务贸易格局中竞争力较强,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较弱,处于不利位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十分迅速,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进而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系统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科研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力培养数字贸易领域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字内容App层面数据分析

基于“频注法”对涉及全球18个出口经济体与45个进口经济体的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进行测算,并结合data.ai数据库对2014—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RTAs框架下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会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App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数字商标权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均会对双边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影响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能对大规模企业数字内容App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小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TAs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激发产品创新”促进数字内容App贸易的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样本的分析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直接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助推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发展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和参考,对长三角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贸易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数字贸易能否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贸易通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结论表明,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对于建设贸易强国和数字强国、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贸易强国:理论、指标及测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重要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数字贸易强国必须建立在科学构建数字贸易强国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程度对贸易利益的微观影响机制,据此构建了数字贸易强国综合衡量指标,继而测算了2012—2019年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并从质量、规模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内中国数字贸易强国指数位于世界第二,但在数字贸易质量方面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第二,从产业层面看,中国数字产业领域的数字贸易具有显著优势,保持了领先地位,这源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数字产成品出口占据了数量和质量优势,但在融合数字技术的传统产业方面数量和质量均不占优;第三,基于产品层面的测算结果表明,在作为数字产业核心的中间产品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建设数字贸易强国,中国亟待由数量优势、产成品优势向质量优势和核心中间产品优势转型。

5G技术试点建设助力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

5G技术试点建设成为提升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选取2005-2021年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中的292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5G技术试点建设能显著提升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是5G技术试点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5G技术试点建设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相对更大;5G技术试点建设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因此,应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通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广州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评价与发展路径研究

产业集群、数字贸易的子系统内部以及子系统之间存在竞争与协作,两子系统可产生良性循环推动有序化发展,也可能产生消极效应形成恶性循环。构建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度模型,选取广州市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等五大产业集群分析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复合系统的演变态势。研究发现,协同度较高的箱包皮具业处在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的拓展阶段,其他四大产业仍处于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的起步阶段,协同度最低的是纺织服装业。虽然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集群与数字贸易协同演进阶段有所不同,有序的协同应具有稳定、创新、共赢、互利等特征。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数字贸易发展会降低雾霾污染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贸易领域加快渗透,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这必定给贸易参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变革。采用2010—2019年8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贸易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可以显著降低贸易参与国的雾霾污染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小的经济体的污染降低作用显著,但对雾霾污染大的经济体雾霾污染降低的作用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的作用不显著。无论是数字贸易出口还是数字贸易进口都会降低一个国家的雾霾污染水平。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现数字贸易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降低雾霾污染,且这种影响机制会受到国家环境技术创新能力的调节,即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了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贸易对城乡流通业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1-2022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贸易对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显著助推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且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数字贸易与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来看,资源配置效率对城乡流通一体化发展受到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作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越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城乡流通一体化的促进效果越强。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主要模式与典型特征

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正展现出“多极格局、升级演进、复合面向、地缘博弈”的明显特征。区域贸易协定仍是数字贸易规则的基础,多平台、多主体参与的数字贸易治理模式正在逐步形成。在美国模式、欧盟模式、中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四大数字贸易治理模式的竞合过程中,数字贸易规则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迭代升级,以适配数字贸易治理的贸易、数据、技术三个维度。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硬法”与“软法”并行不悖,成为常用的治理手段。经济活力强劲的亚太地区不仅是全球数字贸易的领先地区,也成为数字贸易治理的关键地域。

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有效依托数字贸易这一贸易新变革驱动减污降碳至关重要。文章在系统阐释数字贸易协同赋能减污降碳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1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贸易不仅能明显降低碳排放,还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2)数字贸易不仅能直接实现协同减污降碳,还可通过产业升级效应、能源效率提升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间接为促进减污降碳赋能;(3)数字贸易的减污降碳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这种积极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及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分析

在经济服务化与服务数字化趋势下,数字服务贸易逐渐成为贸易增长的新引擎。根据UNCTAD数据库2012—2021年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分别从整体和细分行业层面对中美两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水平远高于中国,并在个人文娱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整体发展较快,其中ICT服务出口竞争力与美国相当。进而为全面提升我国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分别从数字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数字服务科研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谈判与制定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