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推出亚太数字贸易协定的基本策略、内容、对华挑战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近期表示会推出亚太数字贸易协定以重回亚太数字贸易治理引领者地位。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借“壳”新加坡主导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来推出该协定,其内容应是“美式”及“新式”数字贸易治理理念融合、取舍、升华及博弈后的产物。该协定将对中国带来以下挑战:一是中国会面临雄心水平较高的“美式”规则本身的挑战;二是中国有被排除在美新引领的亚太数字贸易便利化生态系统之外的风险;三是拜登政府将利用协定号召亚太成员加强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若被排除在外,中国的新兴技术发展会受到负面影响;四是该协定会注重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合作,中国的中小企业在与协定成员方的中小企业竞争时会处于不利境地。文章最后对该协定推出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数字平台国际反垄断监管冲突下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之困

近年来,数字平台巨头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反垄断关注。同时,虽然各国开始积极主动协调反垄断监管策略,但冲突始终存在。首先,各自不同的监管态度和路径可能引发冲突;其次,发展中国家也会由于缺乏足够执法资源和市场重要性而丧失其执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再次,由于"效果原则"的影响也会产生管辖权冲突。然而,作为竞争政策协调的主要途径,区域贸易协定,无论是一般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政策条款还是区域竞争协定,都仅呈现出较浅层的实体规则协调与执法合作。这些竞争政策条款或区域竞争协定未能结合数据要素、数字行业监管标准、监管科技这些与数字市场规制紧密相关的特性,难以有效地规制数字平台巨头的跨境反竞争行为。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区域内国家深化竞争实体或执法合作条款,以及在数字贸易协定中制定数字竞争政策条款的方式得到缓解。

全球数字治理视域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探究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兴业态,成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并带动了数字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当前,处于数字全球产业链不同地位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数字贸易诉求,构建融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并且包容性更强的多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要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积极寻找各国贸易利益融合点,提高规则包容性和议题多元性,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减小数字鸿沟,不断向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迈进。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内涵、特征与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中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了新的路径、模式和机遇。与《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数字贸易模版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章节相比,DEPA更具开放和包容性。着眼于国际最新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国有必要以申请加入DEPA为契机,在妥善处理数字主权、国家安全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关系的同时,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源代码和算法、交互式计算机服务、计算设施和金融服务设施的位置、公开政府数据、数字服务税、知识产权与数字资产保护、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新议题、新条款和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新技术领域的规则适应问题作出通盘考虑、整体设计,为后续中国参与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和全球数字治理创造有利条件。

双边数字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效应——基于49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全球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带来国际贸易方式的改变,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不过,数字税、本地化要求、数据跨境流动限制、非中性审查制度等数字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双边数字贸易壁垒影响数字服务出口的理论机理,利用2014—2019年49个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双边数字贸易壁垒均显著抑制了数字服务出口,且这种抑制效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双边数字贸易壁垒在数字服务部门和进口规模层面上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多重出口抑制效应。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成本是双边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效应的中介变量,而签订数字贸易协定能弱化数字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效应。此外,随着数字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双边数字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效应呈现出一增一减的反向变化趋势。鉴于此,为更好地促进数字服务出口,有效降低双边数字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效应,政府部门应构建数字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完善差异化应对策略,积极签署双边、区域甚至多边数字贸易规则及协定。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重构与中国因应

全球经济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全球数字贸易的持续增长对现有规则基础上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TAPED数据库的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分析和Python的文本相似度分析发现: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规则的标准和约束性越来越高;规则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显著;美式数字规则、规范在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扩散、内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规则广度和深度与CPTPP、USMCA、DEPA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为此,中国有必要以更高水平、更具约束性、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执行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为载体,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

CPTPP+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及对策

在美国的积极推进和强势引领下,从CPTPP到USMCA,再到《美日数字贸易协定》,CPTPP+数字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不断推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水平。CPTPP+数字贸易规则的重点是与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税收有关的规则。不断深化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禁止数据本地化等规则,将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政府获取数据等方面对中国带来重大挑战。中国应当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标CPTPP+数字贸易规则,加强数字贸易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内改革开放与全球改革同步进行。

中美欧国际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及建议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衡量各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为争夺数字竞争优势,在国际数字生态发展中抢占有利生态位,中国、美国、欧盟(以下简称“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展开了广泛竞争。基于此背景,文章首先介绍了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定义与特征,指出数字贸易关系与数字实力对比是塑造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并聚焦中美欧展开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美欧在国际数字治理领域中的彼此互动及其对“数字利益共同体”的积极构建,正在多维场景中塑造全球数字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