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数字贸易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本文构建具有数字基础普惠、数字贸易规模、数字贸易潜力、数字贸易能力四个维度在内的浙江省数字贸易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对浙江省内11个地市近五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浙江省2017—2021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发展态势,省内各地区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数字贸易体系内四个纬度的发展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耦合协调结果发现,浙江省整体的数字贸易发展耦合度平均较高,说明数字贸易四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关系。

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发达国家样本

数字贸易壁垒的强化,将会对服务贸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OECD数据库的DSTRI,选取30个样本发达国家2014~2021年的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壁垒总体对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且对我国细分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同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下属细分领域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异质性影响;最后,使用调节模型进行机制分析得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能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抑制影响。

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基于2014—2020年全球49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构建了6个一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的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测算权重,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核密度估计方法,力图对各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的动态演进进行刻画,并采用面板回归分析对影响数字贸易发展指数的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2014—2020年,美国和韩国数字贸易发展指数均保持在世界前列,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中国在数字创新和数字贸易规模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数字贸易壁垒仍然较高,数字安全和数字技能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全球49个样本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但非均衡性缩小;数字贸易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制度质量、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影响,并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异质性的影响。提出新时代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应有序提高数字贸易开放程度、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相关谈判、健全数字贸易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贸易人才的培养。

数字贸易壁垒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走势——基于欧洲和OECD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的分析

文章基于欧洲"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和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字STRI)研究发现,目前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主要是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数据限制。其中,非关税壁垒包括贸易限制、投资限制、财政限制、自然人流动限制和知识产权等。数据限制包括数据政策、平台责任、内容访问等。近五年数字贸易壁垒有强化的趋势,且发展中国家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是制定国家数字发展战略和综合政策,加快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是扩大数字市场开放,防范数字安全风险、加强技能培训、实行技术创新,强化战略协调和国际合作。

江苏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1年江苏省13个设区市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和评价了江苏省及各设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对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及各设区市2013—2021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指数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苏南、苏中、苏北呈现梯度差异。本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加快数字贸易制度改革与创新,健全数字治理体系;区域协同,统筹布局,缩小区域数字贸易鸿沟;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业升级,提高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服务贸易及相关政策比较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的加深推动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出现数字服务贸易新贸易模式。首先,在理论方面,本文借助OECD分析框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定义和内涵进行阐释,并分析数字服务贸易的发生过程,指出其中所出现的数据安全、电子合同、第三方金融、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新领域对传统贸易政策和监管机制提出挑战。其次,在政策研究方面,本文根据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Digital STRI)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各国的限制性政策呈现增多趋势,并且中国的限制性措施比发达国家更多,这主要是由于监管模式差异性导致的。最后,本文选取中国存在的主要限制政策内容,在基础设施连通、电子商务开放、电子支付系统监管、电子合同规则、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领域进行国际比较,将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与我国管理政策进行对比,并提出促进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测度及其对中国外贸成本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数字技术、互联网经济和国际贸易深度融合,促使全球贸易经济高效发展。本文梳理了数字贸易对贸易成本的作用机理,建立了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贸易伙伴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进行了测度,测算了中国与贸易国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2009~2019年27个“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的面板数据,对数字贸易与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两国双边贸易成本有显著降低效应的结论,同时稳健性检验还说明数字贸易对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成本的降低程度更加显著。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与中国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研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各领域的限制性水平。OECD通过测算认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限制性措施包括数据跨境流动限制、网络支付服务限制、通信资源使用限制、电子商务从业限制、网络服务内容限制、其他限制等六种类型。但是,对OECD的测算与评价,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从中国具体情况看,消除数字服务市场限制将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消除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有利于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但可能引发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风险;消除网络支付服务限制,有利于推动跨境交易,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但不利于资金跨境流动的监管;消除通信资源使用限制,有利于外资进入,但也极易威胁国家通信安全;消除网络服务内容限制,可以促进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但对网络内容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此,应以推动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为目的,逐步地、持续地扩大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具体措施为:搭建开放平台,有序推动市场开放;落实已有开放政策,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创新管理模式,强化业务流程监管;加强隐私保护,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制定数据标准,促进数据境内流动;消除法律差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客观反映中国开放水平。

RCEP国家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测算及比较研究

借鉴ECIPE中心发布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建立数据衔接指数(DFRI),基于2010—2020年RCEP15个成员国之间的数字贸易数据,对RCEP国家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进行测算以及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水平高低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区域内一国信息通讯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该国跨境流动限制政策具体相关。

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测度与国际治理

数字化、虚拟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数字贸易面临区别于传统贸易的新型贸易壁垒。文章从目标合法性、手段合理性以及效果合意性三个层面对数字贸易监管措施与数字贸易壁垒进行了辨析,并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进行界定。利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等指标对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进行了领域间和国家间的比较。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壁垒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以及数据获取和使用障碍是数字贸易最为重要的限制因素。数字贸易规则的"亚太模板"有望成为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参照。中国应以RCEP的达成为契机,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载体,以数据跨境流动为突破点,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和开放水平。

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测度:基于OECD发布DSTRI的经验研究

数字服务是制造业中间服务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2014~2015年46个经济体出台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显著抑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其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限制措施带来的抑制作用最明显。与专业服务和通信服务比较而言,贸易限制性措施对制造业金融服务化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发达经济体以及网络发展水平高的经济体出台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的阻碍作用会更显著。特别地,中国采取的数字贸易限制性措施也会对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产生抑制作用,且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举措的抑制作用最大。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经济体在追求产业安全等目标需要出台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时,有必要保持适度的限制水平以求在实现其他政策目标时不过度抑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其他细分类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比较而言,经济体在设置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数字服务限制性措施时必须更谨慎。经济体在对数字服务贸易实施限制时有必要搭配提升网络发展水平及其他的金融支持政策,以弥补或降低贸易限制措施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带来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