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兼论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

银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这能否缓解实体经济融资约束,助力小微企业牵住自主创新的“牛鼻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采用爬虫技术获得超过18万条有关商业银行报道的新闻文本,创新地构造了地级市层面的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将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 ES)数据和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相匹配,实证检验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据此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显著驱动了小微企业自主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在驱动小微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具有协同效应,数字金融水平越高,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效应越强。本文将制度环境划分为产权保护、产研结合、政策环境,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较好、社会平台协作度较高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小的地区,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为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为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驱动自主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三元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作用仍然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户小循环、产业中循环、社会大循环是数字金融减排提质增效的有效传导路径,且三者间呈现出良性耦合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农业碳减排主要是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实现;相比于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数字金融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绿色优化效果。据此,为提升农业碳减排效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农户低碳发展、打造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审计费用

以2011—2021年中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初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金融科技增强带来的审计费用下降效应会超过因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提升的审计费用上升效应,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审计费用,说明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先扬后抑的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作用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审计风险与成本变动,最终影响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审计主体来自国内四大审计事务所时,数字金融对审计费用的非线性作用增强;审计客体是上市银行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时,数字技术能更有效地对审计费用产生非线性效应;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程度和法律水平较高、数字金融监管较严的地区时,数字金融与审计费用的倒U形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从审计费用角度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研究,为商业银行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创业效应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五个维度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金融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第二,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提升创业效应水平是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第三,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点,且创业效应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够增强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据此提出全面建设中国数字金融体系,加强数字金融对企业创业创新活动的引导扶持,充分重视并利用数字金融的空间外溢效应,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机器代人”还是“创新聚人”?——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业就业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改变着我国现有的金融格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数字金融“机器代人”效应,将会缩减传统金融业的就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创新聚人”效应却会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起到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城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业总体的就业影响更多是“机器代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金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的风险,应该理性看待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积极适应金融智能化转型。

数字金融、家庭异质性决策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

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OLS、2SLS、Log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揭示出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整体上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1)数字金融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创业行为,并且对低收入群体创业行为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缩小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2)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居民就业水平,高收入群体受益更显著,扩大了家庭工资性收入差距;(3)数字金融增加了低收入群体持有金融资产偏好,低收入群体获得资产溢价,缩小了家庭财产性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增收;相较于数字信贷,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能较好地缩小收入差距;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户主年龄在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家庭,数字金融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更显著。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基于城乡差异视角的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三农”金融服务中面临的缺乏标准抵押物的“痛点”和信息不对称的“堵点”,有望加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广大农民得以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差异,进而基于不同等级的数字鸿沟展开异质性讨论。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但明显更有利于城镇家庭,即城乡间存在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差距拉大的危险;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也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且更有利于城镇家庭。(2)数字鸿沟是制约数字金融发展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城乡家庭都逾越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即数字金融发展要更好地促进城乡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提升,其关键在于缩小数字鸿沟。因此,必须加快构建数字金融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培育的体制机制,不断弥合“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提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

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径、挑战与对策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数字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数字金融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普惠金融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三条路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在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高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赋能传统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催生“元宇宙”生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照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创新监管、金融生态、“金融元宇宙”落地、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为此,提出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完善数字金融生态圈、加强前沿技术协同攻关和应用、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等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守正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金融强国视域下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金融强国视域下,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全面研究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双轮驱动”的金融创新,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普惠金融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三条路径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在优化金融资源跨时空配置、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实体经济普惠金融需求、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上述作用路径已在产业数字金融服务、大数据知识产权融资等实例中得到初步印证。但是,对照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丰富内涵,其在创新监管、普惠生态、数实融合等方面仍有待提升。为此,论文提出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培育和引进生态圈核心企业,加强前沿数字技术的协同攻关和应用,构建数实融合的数字金融“元宇宙”等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守正创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为负的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优化自身债务、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采用系统聚类将31个省(区、市)分为发展中、次发达、发达地区三大组别,发现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市场化水平在数字金融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当市场化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以后,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金融背景下分类施策缓解各级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相关建议。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改善企业创新效率?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是积极稳妥发展数字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落脚点。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理解企业创新效率,结合数字金融的金融属性与科技属性,阐释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字金融百度新闻指数与三阶段链式网络DEA模型测算的企业创新效率数据,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意转化、知识凝结和成果实现三阶段创新效率提升,这主要是源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降低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基础积累充足、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与高新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家庭金融排斥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2019年四轮调查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都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排斥;从排斥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端和借贷端金融排斥均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家庭资产端的影响更大。进一步,从不同的家庭类型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以及银行业等传统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是否优化了实体企业融资结构

构建引入数字金融因素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模型,利用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股权融资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进而优化实体企业融资结构,但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优化作用在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下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优化实体企业融资结构的机制主要包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增强市场关注度等。数字金融对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产生线性的促进作用,对间接融资规模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而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直接融资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间接融资规模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金融对股权融资规模的影响程度高于对债券融资规模的影响程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

我国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企业成长造成了制约,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调节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基于规模异质和产权异质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无关,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在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曲线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大型企业要比中小型企业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影响显著。研究不仅强调了企业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也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增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注,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过程中,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局面和国内高质量发展要求,亟需找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本文立足数字金融作为生产系统关键要素的助推作用,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探究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多维度阐述新形势下数字金融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动力与支撑;数字金融通过打造全过程服务机制、构建数字金融生态链整合机制、完善数字金融融资增信机制、创新数字金融普惠服务机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还是单向驱动——基于时空交互视角

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刻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典型事实后,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耦合协调关系,时序演化上两者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表现出区域间的差异性和收敛性,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空间演变上表现为明显的“分散→聚集”特征。在本地内,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中部>西部>东部”的强度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数字金融的提质效应明显高于增量效应。在邻域内,仅存在着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单向驱动作用,暂未实现双向赋能。

数字金融发展与“两业”融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机制识别与效应检验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数字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创新产品,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利用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等回归方式,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业”深度融合的影响和传导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提升“两业”融合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技术创新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金融影响“两业”融合的主要机制;(2)数字金融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3)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程度适中和国家政策试点的城市更为显著;(4)数字金融提升“两业”融合水平会巩固产业基础,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