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劳动生成与数据要素资本化的逻辑机理——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作为资本和劳动双重逻辑范式的数据生产要素正在浸透数字经济时代质的边界,衍生以数据化为核心线索的数据劳动新样态和数据资本新形态的两条交织进路。探索数据要素资本化的演进机理是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厘清数据劳动概念的基础上,从数据空间的智能内容涌现与知识溢出、生产性数据劳动和数字平台作用场域等维度,分析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积累全过程的机理。辩证审视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可能与张力,既要发挥其驱动数字经济增长,拓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正向效用,也要积极破解数据要素资本化进程中凸显的数据主义、劳动协作关系不平衡和知识权力渗透等深层矛盾。基于多样化数据关系的数据资本化基本规律表征和数据劳动价值生产模式,加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和数据资本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创造性规范和驾驭数据资本健康发展,打造数据资本新型生态格局,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新动能。

数据要素、数据劳动与中国制造业增长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异质性因果推断方法——因果森林估计了数据要素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使用个体处理效应估计考察了数据劳动对数据要素促进制造业增长的非线性调节模式。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同时这一促进效应受到数据劳动的“倒U”型调节作用,即在拥有更大数据劳动规模地区的制造业增长中数据要素投入效应更为明显,但是随着数据劳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数据要素投入效应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小。

数据资本化视域下“数据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数据资本化视域下,“数据劳动”作为资本增殖的原动力,同时也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内核本质。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合谋,使得数据劳动在平台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得人与数据、人与资本、人与权力之间呈现被异化、被剥削、被支配的格局。因而,只有通过对数据劳动形式和组织结构的探究,回归“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数据资本”的资本循环链条中阐释数据劳动的存在形式,解析其数据剥削的全范围、全时空、全系统的数据资本殖民扩张,才能促使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反抗资本逻辑对自身生命数据化布展的渗透与入侵。同时,只有通过对数据劳动作用机制的反思,才能消除数字资本所构筑物性的资本逻辑,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秩序、人与权力的关系,从而为数据时代劳动的正义性重构及实现数字文明提供可能路径。

数据劳动的本质特征及社会后果——基于生产范式理论的分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科技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革,数据劳动历经多年发展已经从新兴的技术类型,逐渐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战略资源。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马尔库什以马克思“人的本质”与生产理论为起点,提出了解释现代性问题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框架——生产范式理论。以马尔库什生产范式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数据劳动的本质、特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把握数据劳动在现代社会中扩张与膨胀所产生的后果,对“数据劳动的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探究摆脱数据劳动异化的正确途径,有助于促进数据劳动的合理发展、校准数据劳动发展理念;有益于调适社会公众对数据劳动的认知;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科学的数据劳动观。

何为数据劳动——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生长性数据的一种思考

数据既是数字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数据劳动”的基石。一直以来,数据研究作为一个一笔带过的不清晰的环节,被主要遮蔽在数字劳动研究历史、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批判范式、生产力贡献三重视域后面。数据根据其来源、范围、作用等,可分为原始数据、生长性数据和数据尾气三类,其中作为数据产品和数据身份存在的两种生长性数据,是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数字并不等同于数据,“数据劳动”在三个层面上和数字劳动有所区别:数字劳动者不一定是数据劳动者,数据劳动者一定是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是绝对的材料消耗型劳动,数据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材料消耗的增殖劳动。数字劳动是有酬劳动,数据劳动是有酬劳动、有偿劳动或二者的结合体。

媒介技术、榜单规则与流量逻辑——青少年粉丝数据劳动的成因探究

2021年5月,国家网信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粉丝圈的大力整改被提上日程。数字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分析并不能完全针对数据劳动的日常化提出合理解释。本研究通过网络参与式观察发现,粉丝的数据劳动拥有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并且由于技术普及而形成媒介环境、榜单规则制定的规范,以及流量逻辑渗入粉丝文化形成的生态,共同建构了青少年粉丝群体日常化的数据劳动。

外卖平台数据劳动控制下劳动关系规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就业形态逐渐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从业人员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快递小哥等。外卖骑手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用工模式灵活,骑手分为自营、专送、众包三种。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平台企业主要依靠数据对骑手进行劳动过程控制。基于对小包公智能法律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关于外卖骑手劳动纠纷多个案件的实证分析,以期找出骑手与所涉主体之间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

“做数据”:数字劳动秩序的数据化建构——基于Y直播间销售劳动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不仅对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态,是分析数字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领域。本文依据结构化理论,设计了案例研究的程序,设计了基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析框架,对D平台Y直播间的销售劳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数据环境以及个体应势而生的系统意识和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阐释了数字劳动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辅相生的问题。

数据劳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理论与培育路径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并强调劳动既是“成物”也是“成人”的关键要素。因此,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须脱胎传统劳动形式,突破劳动资料的“卡脖子”难题,顺应劳动对象的数据化趋势,阻遏劳动主体的“躺平”现象。从而通过数据劳动新形式赋能新质生产力,即以数字技术助推分工细化,以数据要素确证“集体力”,以新型人才构建肯定性劳动主体。此外,在数据劳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一方面,应以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驱动数字技术发展,以数据市场化释放数据要素潜能,以完善教育体系形成高素质新型人才;另一方面,需防范数字资本侵入引起的数字技术异化、数据隐性剥削与虚假肯定性主体等潜在风险。由此为数字时代实现生产力提高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行的结合道路。

以数据劳动解析平台资本主义的价值生成

对于平台中涉及的数字劳动,国内外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与争论。“数据劳动”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消解“数字劳动”概念面临的争议和泛化使用,指向了互联网用户进入平台进行在线活动时,为平台无偿生产出数据的劳动形式。除了对概念本身进行厘清,还必须深入到具体劳动背后的生产关系维度,分析平台通过“八爪鱼效应”对数据生产者的辖制关系。尽管这种辖制关系发生在非雇佣劳动关系中,但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实质目的是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资本附身于平台后其一般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吸纳剩余价值的方式却展现出新的特征。平台对“数据劳动”的“总体吸纳”,实现了对社会化劳动结合力的吸纳,更深层的是对隐形劳动结合力的吸纳。

平台经济中的“数据劳动”:现状、困境与行动策略——一项基于电竞主播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以HY平台JA公会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揭示出电竞主播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劳动过程受制于游戏对局和网络直播的双重"数据逻辑",因此电竞直播演变为一种需要完成多重数据指标的"数据劳动",它是平台经济奉行"流量至上"原则的产物。电竞主播数据"做"得越好,他们的用工关系越稳定,收入越有保障,则也越容易陷入"去技能化"和"去玩乐化"的困境。除停播或跳槽、二次创作与多平台投放直播视频外,电竞主播与运营人员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情感结成"趣缘共同体",作为摆脱上述困境的行动策略。文章认为,平台经济中的"数据逻辑"是一种具有高度严密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劳动控制方式,它加剧了平台与数据劳动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数字劳动"的出现和"数字泰罗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与扩张密切相关。

劳动者数据权分析:权利证成与规范构建

【目的/意义】数据和劳动力在生产要素市场协同互动,促使劳动者对数据相关权益的主张更新。因此,应建立劳动者数据权制度。【设计/方法】通过霍菲尔德权利理论澄清权利内涵,从劳动者保护、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数据科技治理能力提升三方面证成设置权利正当性,再以倾斜保护劳动者为逻辑起点,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逻辑目标的基础上,构建由劳动者数据隐私权和劳动者数据自决权组成的权利体系。【结论/发现】为保护劳动者数据权设置渐进式的法治保护模式,在众多价值取向间作出衡平抉择,遵循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并设定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限定保护边界。

基于供给主体视角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分不同的供给主体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数量上总体偏低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供给结构上不同地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供给偏好。另一方面,行政村面积、实际居住在本社区总人口、行政区内企业个数、人均农业用地面积、村主任户籍是否在本社区以及本社区是否有宗族组织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增加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数量、优化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结构、关注体制建设以及重视村民自组织等对策建议。

户籍放开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基于C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我国的城乡就业从原先的"三元结构"转变为"四元结构":存在着大量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户籍农民工。为了推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需要解决这部分劳动力的城市户籍。本文在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方博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库,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利益与流动的影响,调研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导致了进城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阻碍了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而当这些歧视不存在时,绝大部分农民工愿意留在工作地所在的城市。

经济转型期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8-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等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正效应并且从东部向西部递减。从其他考察变量来看,东部地区的职工工资水平与劳动力就业具有负相关性;东、中部地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促进劳动力就业间存在联动机制;中、西部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就业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继续推行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就业传导机制,改善劳动力就业环境与就业质量。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教师过劳精准模型探讨

过劳是一种经济高速发展的附带现象,实质上也是一种困局。面对这些过劳问题时,本文提出过劳精准概念,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忠实记录劳动过程,尽量提前预警,以减少过劳给国家社会企事业单位组织带来的损害与伤害。同时,结合高等学校教师劳动过程特点以及当前高等学校信息化、智能化设施基础,构造了一个度量高等学校教师劳动量的公式,利用该公式可以给过劳教师发出及时的提醒,以减少过劳事件。

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人工智能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人工智能替代还是创造就业?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旧去新来"的时间差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技术并非唯一作用因素,还应结合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来综合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种类劳动者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最终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机器控制机器"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到来之时,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弃民"问题的出现,维系人类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世界,批判传播学或可从"数据收入"的角度提供一种后工作的方案。

数字时代数据产权的理论证成与权利构造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解决数据权属问题。数据具有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双重属性,从劳动对象属性看,洛克劳动财产论可以论证数据赋权的内在正当性,从生产工具属性看,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可以论证数据赋权的外在正当性。数据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符合财产的法律特征。数据利益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需要保护的重大法益,是一项特定和独立的民事利益,能与相关利益明确区分,且不能为现有权利类型所涵盖,符合利益上升为权利的前提条件。数据利益符合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特征,满足权益区分理论的权利特征,应当设置一种新型财产权——数据产权。数据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数据财产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是一种私权、财产权、绝对权,其主体为数据劳动者,客体为数据财产,内容包括持有、利用、收益和处分四大权能。

数据商品及其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数据要素日益重要,厘清数据和数据商品的内涵,明确数据商品的形成依据,挖掘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有助于推动数据要素、数据商品和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数据商品首先是一般商品,同时在自然属性、功能属性和技术属性上又有其特殊性。数据商品二因素是指数据商品既具有传递信息、提供管理依据等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又凝结了人类一般劳动,具有价值。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同样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形成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数据商品的价值。但目前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还不透明、权属界定不清,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数据商品价值实现机制、产权交易机制、法律保护机制、反垄断机制等,以规范数据商品的生产、交易和流通等环节。

数据计算、动态优化、量化自我——论数据化劳动的异化形式及其超越可能

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渗透劳动各环节,催生数据化劳动新形式。然而,数据化劳动却呈现出多重异化特征。首先,劳动本身的数据被重新投入到劳动的计算之中,迫使劳动转变为可计算的劳动数据。其次,劳动标准由外部数据规范内化为劳动自身数据的内部动态优化,数据成为劳动指标的新型尺度。最后,劳动评价以数据为尺度量化自我、评价自我,扁平化为一种以量化为核心的数据化劳动评价体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数据化劳动的异化形式一方面说明数据化劳动异化与现代化危机具有逻辑上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异化的数据化劳动也流露出了扬弃异化的潜能,侧面预示着劳动的自由化和超越异化的现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