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导侦:大数据时代侦查工作的 实然困境、必然选择与应然指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打击犯罪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必然要求侦查机关充分利用数据优势开展侦查活动,数据化情报导侦应运而生。当前,数据导侦面临侦查技术过度依赖、侦查权力外溢扩张、侦查取证无据可循等诸多实然困境。因此,在厘清数据导侦在遏制犯罪升级、提升决策准确性、缓解警力不足压力等方面的必然选择优势后,通过技术中立、权力制衡和立法完善,构建数据导侦规则,寻求平衡打击犯罪与权益保障的应然指向。

提升经侦“数治”能力背景下经侦专业建设路径探究

“数治”能力提升对经侦工作和经侦专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由于经侦专业成立晚、专业融合门槛高、数据应用有壁垒,目前经侦专业建设面临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调整滞后、教师队伍数字化能力不强、育人条件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现实困境。为了打破困境,经侦专业建设亟须系统重塑。公安院校可以通过结构化重构课程体系、开门办学提高师资队伍数字化水平和借力实战打破数据壁垒等措施,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数据化导侦在“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中的应用研究

2018年,公安部经侦局提出“两年锻造全新警种”工作规划,在全国经侦部门开展“信息化应用,数据化实战”工作,提出“智慧新经侦”理念,加快了信息化、数据化在公安经济侦查工作中的应用。在此背景下,结合案例分析了当前数据化导侦在“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中应用的必要性,提出了在“互联网+”非法集资专项工作中建立“数据建库、研判先行、打击联动、追赃维稳”的数据化导侦实战模型的构想,并最后总结了应用该数据化导侦模型时应注意加强协作的问题。

大数据技术在侦查应用中的风险与法律规制

鉴于个人信息安全立法滞后性与大数据技术算法的高速迭换性和前置性,大数据技术在侦查应用的风险隐患主要表现为:其一,进行数据深度挖掘有过度使用个人信息风险之虞。其二,技术背后算法不透明情况下的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其三,依赖数据模型方法和技术,形成争议事实的客观基础,存在压制司法主观能动性的风险。在这一形势下,以“事前标准、事中监督、事后救济”的实现路径构建法律规制体系,对大数据技术在侦查应用中的风险进行法律规制有着必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智慧经侦发展及应用分析——以湖南省“智慧新经侦”体系为例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经侦工作正在向创新智慧模式发展,实现“由数据到案”。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在湖南公安大数据战略框架下,打造“神鹰”实战平台,构建以“一平台两中心”为核心的“智慧新经侦”体系,形成湖南经侦新型警务机制。顺应智慧经侦的发展趋势,公安机关要升级数据收集能力,加强数据归集,强化大数据应用,推进部门协同作战,对经侦民警实施分类培训,建设经侦专家库,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等。

经济犯罪侦查中数据使用的法律规制问题

现阶段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大量数据,需要用银行资金流、物流、话单、设备数据等信息建立经侦类罪模型。运用数据导侦技术可提前对经济犯罪做出预警、主动出击。然而法治建设要求经侦工作搜集数据亟待法律规制,即公安经侦部门调取有关数据时应有法可依,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实现数据使用法律规制的途径:(一)准确界定使用数据的范围,以防止与案件无关的信息的泄露;(二)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并重,在法律法规的授权下选择最小侵害的方式提取数据;(三)设置数据侦查启动门槛,防止侦查权的恣意启动干预公民权利;(四)加大数据管理力度,提取、处理数据时要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

互联网时代下精神传销犯罪的识别与侦防

互联网时代下精神传销是传统传销的变种,利用网络技术隐匿犯罪痕迹,升级犯罪手段,展现出案件发现难、性质界定难、追缴赃款难等突出问题。侦防对策:阵地前移,网上巡防,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研判层级,重点打击,划定传销打击范围;数据导侦,网上作战,科学保全电子数据;资金查控,追赃控赃,依法追缴涉案款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