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提供数据法治保障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不仅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而且还引发传统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体关系发生变革,因此,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此背景下,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遵循数据法治逻辑,建立明晰的数据产权制度、合理的数据流通制度和公正的数据权益分配制度。为此,有必要制定综合性的数据法律规范、建立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治理机制、推动数据技术的负责任创新和构建数字化的权利救济机制。

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与数据法治化治理研究

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驱动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呈现出数字基础设施优质化发展、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持续深化的趋势。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突破了传统规则约束,从而引发个人、企业、国家的安全风险,并且面临着企业合规管理不力、市场监管乏力、数据治理体系未健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亟待加强等挑战。需要从个人层面提高数据保护意识,企业层面加强企业合规管理,国家层面完善立法、司法、执法体系,国际层面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应当均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治理,逐步构建适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基本国情的数据治理法治体系,提出全球数据治理的中国方案。

公安院校数据法治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传统工业社会带来颠覆式的创新与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数据法治问题与挑战。当前我国数据法治人才培养的形势不容乐观,在目标定位、学科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存在一定缺陷与短板,侧重数据法治宏观层面行政管理人才培育,忽视了微观层面技术应用人才的培养。公安院校在培养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安技术人才方面相比地方院校优势明显,因而可通过重塑培养理念、整合学科体系、打造专业师资队伍与创新智能化教学手段等路径实现我国数据法治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与完善,满足大数据时代数据风险法律治理的需求与保障。

大数据法治时代的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中国已进入了大数据法治时代,与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密切联系的公安执法活动面临着以往不同的挑战,时代要求公安执法人员转变迟钝、神秘、机械的思维方式,以敏捷、开放、前瞻、个性化的思维来应对各种挑战,方能及时解决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深化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进程。

从“孤岛”到“共享”:公共数据法治化的逻辑进路

当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政府数据以一定方式予以开放,即成为公共数据。公共数据除了具有可复制性、跨时空性、快速性、多样性和低耗高效性等一般数据的共同特点,还具有公共性、共享性、开放性、累积海量性、间接性、脱敏性、无需授权免费使用性和普惠价值性等特有属性。公共数据属于21世纪及以后人类新型的资源,经过社会各方的开发、利用和再利用,具有不断增值的资产效应。如何处理好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是数据法治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开放数据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侵害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否则不但不会增强公共利益,还会损害公共利益。公共数据领域可能存在拒不公开、拒不免费、数据造假、数据壁垒、数据歧视等情形,需要探求相应的法律保护机制,实现公共数据真正从“孤岛”走向“共享”。公共数据从“孤岛”到“共享”是数据法治的永恒主题和终极目标;公共数据资产的确权、开发、利用和保护成为数据法治的重要任务。公共数据的法治理念为数据法治转型,特别是对数据安全法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储备。同时,数据法制的完善,特别是公共数据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将进一步对有效保护公共数据资产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公共数据开放的一大缺点是缺乏具有公益属性的私人诉讼,没有公益属性的私人诉讼,数据法制依然是无牙的老虎。所以,要开放公共数据保护领域具有公益属性的私人诉讼。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概念内涵与培育路径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关系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能否在检察机关得以贯彻落实,关系到能否实现以法治大数据应用促进检察业务质效提升。目前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缺乏对此领域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对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明确其应当包涵法治大数据思维意识、专业知识、操作技能、转化运用、问题反思和伦理道德等内容,结合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及其培育中的正反两方面现状,进而有针对性提出其培育路径。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安全法治问题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数据成为连接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核心要素。数据安全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是大数据时代面临的综合性全新挑战。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数据安全需通过法治化路径实现治理目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梳理治理的法治基础与价值定位,分析面临的法治问题与困境,从治理的目标、主体、对象及手段等范畴进行全方位法治反思。在明确数据安全法治框架构建理念与向度前提下,可以从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元治理体系建构、法治引领与平台协同的软硬结合治理手段、算法决策与代码规制的法律应对等重点环节,有效架构“多元开放性、多维立体化”的数据安全法治框架,进而推动我国数据安全治理的法治化转型。

政府数据开放的法治思维

政府数据开放是指政府不设定任何限制地对自己采集、整理和存储的数据向社会免费公开,以供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查询、复制和使用。政府开放的数据是一种公共资源,须是政府掌控的、非经加工处理的所有原始数据。政府数据开放具有解除封锁、禁令和限制的公开属性;具有实现民主监督权、知情权和数据财产权的权利属性;政府对数据开放拥有管理、控制和服务的公权力属性;具有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数据标准格式统一、数据开放依照法律政策等的规范性。政府数据开放必须依法而治,从契约思维和诚信思维出发循法而为。

基于国家安全的数据法治建设--以《数据安全法》为视角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战略资源,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安全与发展亟需法律保障。《数据安全法》的出台应时及时,对外保障数据安全,对内促进数据经济发展。未来,数据法治建设应当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深入健全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始终坚持数据安全与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并重,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重任。

如何测量法治

现有的西方主流法治指数在测量规模、法治概念化、测量手段、数据聚合以及相关分析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了法治指数评估形式的差异。虽然西方法治指数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法治指数仍然在法治概念化、数据来源、数据编码以及数据聚合过程等方面存在缺陷,这使其对同一个国家的法治测评难以得出相近的测量结果。因此,在构建和使用法治测量指数时,学者们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避免出现上述弊端。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培育路径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关系到能否实现以法治大数据应用促进检察业务质效提升。因此,明确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要求,结合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培育现实,有助于有针对性提出其培育的正确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探析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飞速发展,与之带来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擅自披露触动着公众神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亟待各领域各行业规范与治理的重中之重。把握当下时代的数字化机遇,以个人信息安全为抓手,针对个人信息的利益属性、政府与社会监督管理的缺位与漏洞,国家应因势利导对症下药,规范完善源头立法工作,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优化司法,形成“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就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底层逻辑,进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个人信息安全观念。

数据伦理的法理构造与治理模式

数字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数据歧视、算法黑箱、大数据杀熟等数据难题的破解需要在数据治理中充分展现数据伦理的意义。数据伦理是科技伦理在数据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自身具有区别于信息伦理和机器伦理的特定内涵。数据活动是将社会实践计算化和数据化的创造性活动,数据伦理嵌套于人机协作的新兴社会生产方式和机器深度重塑人性的转型结构之中。数据伦理应当以数据正义作为框架,在此基础上展示其法理构造和治理意义。在法理构造上,世界的深度数据化和人机协作的日益成熟重塑了法律与科技的互动方式,对数据伦理的挖掘和构建应当在法律与智能科技的互动这一双层结构之下展开,对数据伦理的法律规制也应结合数据正义的新形态进行调整。数据伦理在数据治理中的内涵和层次具有多元性,数据治理中不能仅将数据伦理作为治理对象,也要将数据伦理纳入到数据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实践之中。在治理模式上,应当以数据正义为价值载体,将数据伦理要求贯穿于数据治理之中以实现数据法治,并为化解数据治理中的价值冲突和确权难题提供伦理支持。

医疗数据利用的“领域法”规制路径

医疗数据与人类生命健康保障紧密相连,分立的部门法律规制难以对医疗数据利用中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调整,无法满足公共卫生信息利益平衡要求。应重视以医患利益平衡原则、生命健康权优先原则、个案审查原则为基础,确立医疗数据利用的“领域法”规制路径:通过医疗数据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一体多维建构,以及医疗数据权利冲突实体平衡与程序预防的有机结合,应对医疗数据利用中患者个人信息与公共卫生信息的利益协调问题;通过医疗数据影响评估制度建设和特别法授权性规范设置,解决医疗数据利用中一般法审查规制较难应对个案差异化需求的困难,以及医疗数据本地化义务中一般禁止式调整方式难以满足跨境疫情防控要求的现实困境,为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提供数据法治支持。

数据要素市场中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协同治理研究

构建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是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数据作为市场化配置的新型要素,正处于市场发育期,因此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当务之急。传统监管理念与规则在数据确权、流通、安全及价值方面受到一系列挑战,亟须政府监管作出有效应对。但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中监管效能偏低,且协同治理机制羸弱,使政府监管面临治理困境。为此,应遵循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通过明确政府监管与行业主体自律权责边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监督评估规则等措施,提升市场监管水平、完善监管体系、增强治理效能,进而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环境。

新工科建设进程中法治信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信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为样本为例

法治信息化的全面实施对新时代法治数据、法治信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为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法治信息管理专业,并依托新工科建设进程中的经验对法治信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本文认为,法治信息管理人才应以实现"一个特色、三种能力"作为培养目标,课程建设应采用"法律"+"信息"+"管理"的交叉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数据意识、数据素养,培养出既能掌握法学的知识体系,又能掌握信息学、数据学的知识体系的新型法律服务人才,实现信息化+法治的融合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