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中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比较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硬实力方面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家战略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之一,两国都希望在国际上拓展本国政策的影响范围。本文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着重梳理了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演进历程和特征,认为中美两国对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不同侧重、数据本地化措施背后的数据主权原则与数据自由流动政策背后的数字霸权是中美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是两国各自数字实力、认知理念和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美国放弃霸权之前,中美在此议题上的竞争只会加剧。因此中国要在国内加强科技和产业体系建设,完善跨境数据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在国际上培育国际动员能力,推动建设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

欧美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博弈与合作

欧美日有关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展开。美国利用其在数字经济和贸易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大力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凭借其完善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积极推广以充分性决定机制为代表的数据传输欧洲模式。日本基于制造业优势主推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倡议。由于欧盟和日本产业利益接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相似,意图共同主导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抗美国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欧美日三方也通过主要国际论坛加强合作,形成广泛适用的国际数据流动规则,达到共同对抗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中国应当借鉴欧美日的相关做法,适时提出并积极推动中国版跨境数据流动主张,以及有利于本国的数据治理倡议。

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治理实践与中国方案

目前国际上形成了以美国提倡数据自由流动和欧盟强调数据安全流动为代表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范式。我国秉承“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的基本立场,在保护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积极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日本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动因、路径与困境

2019年,日本政府在国际场合主动提出日本的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方案,并加强与欧美的协调合作。振兴日本经济、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日本推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两个主要动因,其主要参与方式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国内推动制定“可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FFT)战略,构建与数据自由流动相匹配的数据安全机制,倡议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合作;国际上主动与欧美的数据治理规则进行协调,在G20机制中发起倡议并提出日本方案,建立以欧美日为中心的“数据流动圈”。尽管日本的数据流动治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可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概念模糊,且与欧美难以协调。此外,日本国内数字化发展缓慢,对跨境数据流动抱有戒心,这使得日本跨境数据流动仍面临政策难以执行且难以顺利将日本方案上升为全球方案等困境。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立法情况概述

近年来,数据跨境流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成为各方矛盾焦点和监管难题。数据跨境监管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由欧盟和美国主导的两套规制体系。美国采取服务于贸易的宽松政策,欧盟设立较为严格的制度,同时通过设置多种场景寻求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的平衡。文章表述我国应建立重要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针对不同场景设置多样化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建立数据跨境流动行业自律制度,强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跨境数据本地化:主权考量、安全底线与战略定位

跨境数据本地化已被列入很多国家/地区的法律条文,从多维方式来研究跨境数据本地化有助于对我国数据本地化进行科学的战略定位,维护我国的数据主权,实现数据安全与数据跨境高效流动的双重价值平衡。基于维护数据主权考量,文章以66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为分析样本,从多个维度剖析数据本地化策略,检视我国数据本地化策略并提出完善对策。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地区的价值取向是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存在“显性”“隐性”及其二者组合等3种模式,以及本地存储与本地备份两类强度要求,客体类型侧重于个人数据。我国数据本地化策略侧重于维护数据安全,存在本地存储数据类型过多、双重本地化要求过严、数据本地化立法强度升级等问题。文章提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的战略定位设想:正视数据主权的相对性、区别适用绝对的本地存储、坚持显性数据本地化为主、数据类型先分类再分级。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数据本地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目前世界上经济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被各国采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全球化进程受阻,而这种不均衡在数字经济领域则表现为"南北差异"较大。美国的数字企业在全球具有最强的竞争力,所以其希望各国推行数据跨境传输的自由化,其他国家则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这对国家安全与公民信息的保护具有必要性。在数据本地化措施将长期存在的情形下,建设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制度时应平衡安全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为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基于2000—2018年TAPED数据库、UIBE GVC数据库匹配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垂直深度、水平广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是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渠道;相对于对数据流动过度限制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开放型和有条件型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安全例外条款深度增加不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显著提升了“数据依赖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条款和个人数据保护条款深度增加有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条款深度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本研究为构建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的法规体系以及深度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中国与RCEP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为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立足2010-2020年相关面板数据,系统考察RCEP区域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研究结论显示:RCEP国家间数据流动限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群聚特征,且国家区域面积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成正比;RCEP区域内中国开展数字服务贸易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能削弱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RCEP范围内的海岛国因其孤立于海外,更加愿意与他国进行数字服务贸易,中国应该更加关注。

签订“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能否有效促进数字贸易——基于OECD服务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已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相关规则。文章基于2010~2017年OECD的经验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签订"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贸易效应展开经验研究。结果表明:(1)"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对数字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数字贸易分部门中"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它在部门"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产生了显著的贸易促进作用,而在"金融""知识产权""个人文化娱乐"尚无有效的贸易效应。(3)随着ICT普及率的提升,"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更容易起到正向的贸易促进效果。(4)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对数字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5)"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可缓解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

从“例外”和“负面清单”看美国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性措施

美国近年在RTAs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和“金融服务”章节推出了富有雄心的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规则。但美国也通过“例外”和“负面清单”保留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性措施的施行权限。文章通过“文本研读”和“法规比照”分析这两个免责路径。研究表明,美国缩减了数据流动“特定例外”范围;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构建了“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水平例外”。在“负面清单”方面,美国采用3个“不符措施”附件,为服务和投资、金融保留了未来所有和既有措施的实施空间,从源头上限制了美国多个数据密集型部门的数据出入境。中国也可充分利用“例外”和“负面清单”,完善国内数据规制,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发展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美欧分歧

近年来,数字贸易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美国和欧盟是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核心引领者。但由于二者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对于数字贸易治理方面的利益诉求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对比美欧差异化的主张,分析其矛盾焦点及背后成因,着力于回答好3个关键性议题,即"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和"个人隐私保护",并尝试把握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借鉴。

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及分歧

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差序地位为双方提供了较大的合作空间。从数字经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来看,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合作基础深厚,在数字行为体部分的合作聚焦于数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媒体运营,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合作重点是智能工厂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双方在数据治理领域存在明显分歧。展望未来,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理念的差异、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不稳定性、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取向的分歧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新挑战,都将给美国与东盟推进数字经济合作造成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与东盟仍将继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并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据保护与流动等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面对美国在双方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意图,东盟将坚持战略理性,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

贸易规制视域下数据隐私保护的冲突与解决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数据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在隐私保护的价值预设和制度设计方面,美国主导的"市场话语"和欧盟主导的"权利话语"存在严重分歧。在贸易规制协调与合作的语境下处理数据隐私保护问题有助于欧美之间达成"浅层次"的共识。就灵活性和可行性而言,美国主张的"原则+例外"规制模式优于欧盟提出的国际统一标准规制模式。鉴于该模式可容纳中国倡导的网络安全价值,中国应予以支持。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

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是欧盟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体现。欧盟数据跨境传输规则和欧洲法院司法监管均以实现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标准为要旨。数据传输的一般原则是针对出境数据的永久最低保护标准,充分性决定和标准数据保护条款是欧盟贯彻个人数据保护标准的法律工具。前者整体适用于特定国家,后者个别适用于特定商事主体,欧洲法院司法审查旨在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全球监管。中国数据立法须全面研判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模式的潜在风险,谨慎对待充分性决定、标准数据保护条款等具有欧盟特色的复杂法律工具,摆脱法律移植欧陆成文法的历史惯性,避免盲目借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而落入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长臂管辖。数据流动立法应全盘统筹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流动立法方案,探寻价值中立规则以提供法律趋同新思路,引领数据立法的全球竞争。

论数据跨境规制的一般行动框架

数据跨境规制与国内立法遵循不同的逻辑,其本质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社会行动”。通过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梳理,可以总结出“国际体系结构”“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业特征”三种数据跨境规制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规范建构”和“法律制定”两种规制方式,进而形成数据跨境规制的一般行动框架。在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下,美、俄、欧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模式。中国所面对的复杂环境决定了其数据跨境规制必然采取“多目标平衡”的模式,具体而言,“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是“底线命令”,应保证数据跨境过程中相关风险的可控性;“数据自由流动”是“最佳化命令”,应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予以实现。

数字贸易壁垒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

数字贸易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开放,但数字贸易协定的关键差异在于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不同主张,这是数字贸易壁垒最为核心的体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意味着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数字贸易壁垒会提高中间产品的获得价格,进而引起中间产品成本的提升;同时,中间产品价格提高会带来最终产品成本的增加,最终阻碍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并阻碍价值链攀升。

论数字经济协定的造法“再平衡”走向及中国回应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新范式,数字经济协定集中体现了发达数字经济体的造法趋势。当前,数字经济协定聚焦数据流动规范,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约束义务条款、突破了传统国际经贸条约的规制框架、提升了条约适用的弹性、初步形成了造法体系,并在发展与安全、流通与主权、规则与例外以及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再平衡”。数字经济协定造法的“再平衡”走向提供了重塑国际经贸条约的关键机遇,我国应变被动为主动,对外加快数字经济协定的区域布局、坚持亚太优先并提出倡议方案,同时在条约体系中有限采纳与选择数字经济协定的相关条款;对内加强规划引领,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先试与内外联动,加快数据分级与要素流动制度的建设,引领数据合规标准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