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财产权益的私法保护

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经由技术进步逐渐脱离基础民事关系,演进成为独立承载财产权益的民事关系客体。数据财产权益不同于数据人格权益,也无法获得个人数据法的保护,其只能在现行法上获得间接、有限、相对以及防御性的保护。数据所有权理论尝试将语法学层面的数据作为权利客体,构建排他支配数据的新型信息财产权,为保护数据财产权益提供有益参考,但存在过度概括化、理论化和规则内容尚不完善的缺点。立法创设数据财产权利虽然可行,但应审慎为之。商业秘密与数据在客体、范围和内容方面高度契合。商业秘密法对数据财产权益的保护,也符合数字经济和数据权益保护的实际需求。商业秘密法具有制度开放性,兼容数据保护等不同领域的监管性法律。适用商业秘密法保护数据财产权益,具有较低的制度成本,也更符合数据立法的发展趋势。

从创设型机制到支撑型机制:数字时代信息财产法律保护的范式转型

与有体财产不同,信息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遵循着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仅秘密信息可通过保护对客体的事实控制来保障利益实现,即支撑型机制;公开信息则主要依靠法律创设排他性权利加以保护,即创设型机制。受限于权利法定原则,创设型机制需因应技术进步不断作出调整。伴随着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国内主流观点主张在数据之上设立新的排他性权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数据保护实践却选择对支撑型机制进行扩张,基于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控制建构保护制度,这为信息财产保护提供了新范式。在数字环境下,信息与其含义、主体及物理载体逐渐分离,企业对信息的私力控制范围进一步拓宽,支撑型机制适用范围扩张,且相对于创设型机制更具效率优势,传统秘密—公开信息的二分方式已不再适用。为弥补技术变革环境下法定知识产权僵化和滞后的缺陷,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的支撑型机制,在商业秘密制度基础上建立合法控制信息保护制度,对向有限主体提供、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并因此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获取、利用、公开行为。

人工智能“创作”认定及其财产权益保护研究——兼评“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案”

从客观的表现形式观之,人工智能具有“创作”作品的能力属于事实判断。但对于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二元保护,存在法律价值判断的诸多争议。由“人格-财产”二元体系建构的著作权,决定了著作权法中关于“创作”的本质要求。明确“创作”的客体独创性和主体创作意图两项认定要件,区分“创作”的自然机理和法律机理,可以判定人工智能的创作机理并非著作权意义上的“创作”。基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不享有著作权的裁判结论,必须明确相关权益的法律属性与权能范围。在现有产权保护体系内,阐明此类数据财产保护的正当性以及利益分配的法律解释逻辑。

NFT财产权利的内部证成与外部体系

NFT交易的出现对其法律规制提出要求,而规制基础便是NFT的法律属性界定。实践中,NFT展现出较高的经济潜力、创生了值得保护的法益,在此基础上,构建法定权利的需求亦得到彰显。在传统人身权、财产权二分的理论中,NFT显然属于财产权,但学界对其财产权属性存在不同观点。依照NFT的技术本质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以“虚拟财产”作为NFT的逻辑基础构建权利体系是合理的。尽管对虚拟财产体系立法尚未有定论,但基于目前的交易实践,对NFT的权利边界进行有限的讨论,有助于纠纷之化解。NFT内部权利界定,将引发体系上的联动。基于交易的实质,其与现行法律制度多有交错,进而有必要联系相关著作权制度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实现对NFT这一新型财产的体系性认识。

数据权属界定及“卡-梅框架”下数据保护利用规则体系构建

大数据时代,数据权益冲突不断升级,权属界定成为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的核心问题,而《民法典》《数据安全法(草案)》等现行立法均未对此作正面回应。立足数据处理过程,对数上权益进行识别和界分是数据权属界定的基础。基于不同分类数据之上所承载的权益不同,可区分为个人数据之上个人数据主体的数据人格权益,衍生数据之上数据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益以及公共数据之上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由此,采用法经济学中的"卡—梅框架",以数据权益保护的效果为核心构建数据保护及利用规则体系,包括确立数据财产规则,形成基于数据使用过程的权益分配机制;确立数据责任规则,设置数据征用权和数据求偿权;确立数据管制规则,实现行为规范、行为限制和处罚并行。

欧盟数据生产者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考察欧盟有关数据生产者权的提案,透析其在数据驱动型经济下的立法应对,为我国数据立法提供新思路。欧盟因区域数据经济发展与全球数据竞争需要,提出创设数据生产者权的构想。通过剖析拟议权利构造,并预测其实施后的潜在影响,可知欧盟尚未完成相关权利体系构建,我国暂无引入的紧迫性。对于我国数据立法留白,可借鉴欧盟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立法理念予以填补;通过我国司法与政策层面预先吸收欧盟优良经验,以期优化后上升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