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治理监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数据“安全治理监管”为中国数据治理提供了理论坐标。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既能保障数据安全又能促进数据高效便利跨境流动的综合治理体系。遵循“安全治理监管”的理论导向,审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秩序,建议在“安全治理监管”框架下,通过构建市场协作的数据安全治理监督结构,形成以企业“数据自律”为基础的政府、企业良性互动反馈机制;搭建多层级动态协同的数据安全治理监管网络,并实现监管权的流动;应用产业软法对接国际数据规则,在自贸区试点推动,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治理监督制度创新,为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秩序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困境与纾解路径研究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数字经济中金融领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纽带。鉴于个人金融数据的特性,我国发布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逐步在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框架。但现行规制仍面临缺乏专项的保护立法,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以及与国际规则衔接性不足等困境,限制了我国在跨境金融数据流动的发展与国际合作。对此我国应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从加速推进专项法律的制定工作、提升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深化与国际规则的衔接等方面寻求纾解路径,为个人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监管方案,促进个人金融跨境数据安全、合规和高效地流动,加快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体系。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综述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据跨境流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数据跨境流动过程涉及主体和场景复杂,同时过程具有不可控性,如何规制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世界范围内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数据跨境治理规则体系,同时各国在数据跨境相关立法中也存在巨大的差异,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数据跨境规制的复杂局面.从法律法规、双边协定和标准角度阐述当前的数据跨境现状,并以此展开横向对比,梳理存在的规制差异,分析当前趋势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给出合理的应对方式.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数据跨境流动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各类新型安全风险,加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势在必行。虽然我国数据跨境法律规制的框架基本形成,但仍存在数据发展与安全并重的价值导向不够清晰、法律适用规则粗糙、域外规制效果不佳等问题。在域外,典型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有美国的“宽进严出”模式、欧盟的“外紧内松”模式、俄罗斯的“安全防御”模式,这对反思和完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具有启发意义。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完善应确立以数据自由流动为原则、以安全为底线的价值导向,基于数据分类分级明晰数据跨境流动适用规则的界限,立足数据主权理论适当强化数据立法的域外规制力度。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与数据正逐渐成为企业与国家日常经济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跨境数据流量激增,正逐渐取代传统经济关系,成为各国交流合作的基础,这一迅猛的发展势头对数据的跨境流动、交易、存储和传输等活动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本文对跨境数据流动中的信息安全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希望可以对读者有所启示。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我国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问题与完善

数据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数据传输愈发频繁,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担忧。商业数据丰富的内涵特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必要性。应对现阶段在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存在的立法分散和企业合规难问题,我国应当完善商业数据合规法律体系,为企业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提供明确指引;设立专门、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督机构;构建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为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的监管提供切实保障;积极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数据治理统一标准,减轻企业双向合规的压力。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制,为管辖权冲突提出有效的协调路径。

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据跨境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释放国内国际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将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助力。本文基于数据跨境流动这一国际视角,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催生路径出发,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数据跨境流动通过跃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讨论了阻碍数据跨境“流得动”和“用得好”的关键挑战,最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提出了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充分释放跨境数据价值的实践路径。

跨境数据流动的共同关切、面临挑战与中国应对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当前,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规模庞大、增长迅速,但也面临复杂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各国间跨境数据流动分歧加剧。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新动态使得中国面临的跨境数据流动挑战兼具国内困境与国际压力。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跨境数据流动“突出重围”需要统一国内国际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标准,健全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管理。同时,发展自主可控的数字技术从而夯实跨境数据流动基础。在国际上,中国有必要积极联合立场相近的贸易伙伴,共创跨境数据流动的“中国方案”。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跨境流动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问题,有利于维护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促进数据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方法/过程]运用Nvivo软件,分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存在的问题与产生的原因,基于协同理论和霍尔三维模型,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三维模型。[结果/结论]构建以组织协同机制、法制协同机制和资源协同机制3个子机制构成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并从知识共享、技术实力、文化环境3方面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运行保障措施,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效果。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防控研究

随着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数字资源。通过分析企业数据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我国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现状,探讨了企业面临的内部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数据监管机构不明确等难题。目前许多国家就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系统性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提升我国数字企业核心竞争力,降低开拓境外市场的合规风险。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日本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制度实践及中日合作展望

当前,全球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为实现数据有序流动与安全发展的目标,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国内数据管理立法成为各国共通的做法。日本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模式在借鉴欧美等国家数据治理经验,融合多元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协调性特色”。这表现在日本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对内不断完善数据治理立法,对外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进一步提出数据安全流动全球性倡议。基于Line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日之间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拥有广阔前景,但在具体规则制度协调中仍面临挑战。为此,中日两国可通过推进规则协调、优化机制建设方式,积极探求两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领域的合作空间,提升监管治理效果。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趋势、现实挑战与治理建议

[目的/意义]研究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发展新趋势,对进一步优化营商境,提升吸引外资能级具有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阐述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现状,对DEPA、RCEP和CPTPP在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信息储存本地化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效与存在问题。[结果/结论]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对接DEP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完善相关法规,建设高效安全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实施跨境流动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积极探索DEPA成员间跨境数据安全流动合作机制。

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与数据流动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治理为例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下重要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合作的热点。文章提出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满足。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不可能三角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演变的国际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模式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据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策略,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与安全规则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协同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跨境流动助推全球化发展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路径,为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引入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用化修正,通过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纾解路径。[结果/结论]本文构建出“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评估反馈”五维一体的纾解路径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协同治理文化、激发协同主体治理积极性、搭建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等多项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长效化、可持续化健康发展。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效应

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数字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引擎,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各国利用单边政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等机制,借助第三方技术和平台,治理数据跨境流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应扩大制度型开放,坚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和完善数据跨境便利化规制的实施;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