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通规则博弈与中国应对

如何安全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通和赢得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当前,受各国数据治理理念,核心利益诉求,深层次个人数据安全、国家数据主权、数据跨境自由流通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以及传统数据治理手段制约,国际数据跨境流通领域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并存、多套治理模板竞争、多轮博弈持续演进的博弈态势,以及数据跨境流通治理碎片化割裂化的局面。当前,我国以国家安全与数据跨境有序自由流动并重为基本特征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主张,不仅契合我国发展实际,而且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总体而言,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是一种合意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方案,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如有些规定不太合理导致企业数据跨境流通操作成本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参与度低导致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较差、与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存在衔接障碍等,同时面临国际上异样的声音,甚至存在被污名化、被打压的风险,不利于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效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在数据跨境流通治理领域赢得话语权主导权、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我国应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以联合国和WTO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建设;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扩大中国方案影响力;加强双多边合作,增强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对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提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能力。

数据跨境流通的三重安全挑战及其法律规制——基于数据流通理论的分析

在数据流通理论中,数据流通是推动数据价值实现的前提。从当前的数据跨境流通现状来看,在事实层面上,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跨境使用需求不断增长,相应的数据跨境流通交易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在规范层面上,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规则的话语权博弈明显,各国或主权地区都极力主导数据跨境流通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数据跨境流通法律规制应注重三个方面的安全挑战,即流通前环节的数据评估隐私安全、流通中环节的数据主权安全、流通后环节的数据存储安全。为了破解数据跨境流通带来的三重安全挑战,在流通前环节应围绕数据用益权体系明确数据权属;在流通中环节应完善国内数据跨境法律体系,突破国际规则“长臂管辖”;在流通后环节应构建全场景数据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数据泄露。

数据跨境流通的三重阻滞:表现形式、原因分析与破解对策

数据跨境流通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博弈的重要领域,应当遵循法治思想构建和完善有关法律规则。目前,数据跨境流通存在价值、规范、政治三重阻滞:一是迥然相异的态度差异反映了数据跨境流通的价值阻滞基础;二是不同治理模式体现了数据跨境流通的规制对抗;三是数据跨境流通的规制代表了各国的话语权博弈。分析数据跨境流通阻滞的原因发现,数据治理的价值目标矛盾以及自我倾斜立场导致价值障碍的出现;数据治理制度权力的混同与自我越界是规范障碍产生的原因;数据治理主权博弈的挑战与自我消解态度是各国在政治上对抗和竞争的背后真相。有鉴于此,我国应从法治理念出发,调整并确立正确的数据跨境流通法律目的,平衡并建立恰当的数据跨境流通法律制度,以及维护并强调合乎主权的数据跨境流通法律根本。

数据跨境流通合规治理与技术实践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跨境流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引发了数据红利与数据安全之间的矛盾。当前,数据跨境流通受到政治、制度、技术等多种因素制约,亟需提出保障数据跨境流通的新途径新模式。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和技术手段,从遵循法治思想、构建和完善法律规则的角度出发,探索构建多层次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体系,并发挥网络安全技术的支撑保障作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

完善数据跨境流通的法律规制

流动性是数据的天然属性,当前,全球经贸交易、技术交流、资源分享等跨国合作日益频繁,商品流、人员流、数据流不断涌动,数据跨境流动已不仅限于个人数据,云计算、云存储又加剧了数据主权潜在的困境,如何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数据自由流动的框架,是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时代亟需破解的难题。

数据跨境流通三重阻滞因素与中国因应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跨境流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但是,目前国家或地区之间在跨境数据流通问题上仍然存在价值冲突、制度壁垒和政治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滞着数据的跨境流通。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出现与各国数据流通法律制度目标定位、政府权力的不同介入程度以及国家间的主权博弈密切关联。在此背景下,为了实现我国数据跨境互惠流通的需要,同时保障国家安全,我国数据跨境流通法律制度必须要做出回应:第一,明确我国数据跨境流通的目标和价值;第二,完善我国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实现和跨境数据交流的平衡协调;第三,强化数据跨境流通法律制度中的主权效应。

欧洲企业对跨境流通数据资讯隐私权保护的自律模式

电子商务环境下数据跨境流通使个人数据所有人的隐私遭到极大威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此方面的立法比较完善,使由欧盟成员国向非欧盟国家转移的个人数据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但绝大多数非欧盟国家都不能被欧盟裁定为在数据保护方面能提供"充分"的保护,造成数据跨境流通方面的法律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欧洲企业在实践中大量采取自律模式。但这些自律模式各自都存在一定的适用上的限制或缺陷。与政府规制结合的自律模式成为更有效的选择途径。

跨境数据流通特征对政府内外数据互联互通的启示

[目的/意义]对跨境数据流通的特征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其对政府内外数据互联互通的启示。[方法/过程]从中国知网中检索相关文献,然后结合研究目的对文献进行筛选。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的方法,从定义和特点、模式与规则以及应用与障碍3个角度对筛选过后文献内容中的跨境数据流通的特征进行分析,从逻辑上指出跨境数据流通和政府内外数据互联互通在形式、内容上的相似性,证明二者存在可比性,相关内容存在可迁移性,并总结出其对于政府内外数据互联互通的启示。[结果/结论]政府内外数据互联互通目标不明确,部分机构仍然将数据开放看作是数据流通;缺乏相关数据流通模式,政府对技术的了解不够,容易出现“技术绑架”;政府内部对于“数据流通”的“条块状”现象比较明显。借鉴跨境数据流通相关内容,政府应该将如何有效挖掘、发挥数据价值作为主要目标;充分借鉴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势,规避相关企业对政府的“技术绑架”,打造安全、可信、高效的数据流通模式;同时增加相应的顶层设计制度,消解数据流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阻碍;构建相应的跨领域、跨部门的培养体系,为政府内外数据的互联互通培养复合型人才。

美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跨境流动在助推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安全、商业机密、民众隐私保护带来极大威胁。如何在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和成长性中找到平衡点,是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及隐私保护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美国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方面先后经历"初步规制"、"安全港"、"隐私护盾"三个阶段,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由此,中国应积极借鉴美国经验,从细化法律要素、建立分类跨境数据管理体系、打造政企数据共享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坚持较高强度的本地化约束、建构"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持续深化推进跨境数据监管。

全球数据治理:现实动因、双重境遇和推进路径

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带动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常态,促使国际网络治理的内容正由技术治理、内容治理和网络安全治理向数据领域蔓延,以跨境数据流动为核心的数据治理成为全球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内容。但受制于不同国家间的制度环境差异,使得全球数据治理面临巨大挑战。放眼全球,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的数字化进程,为数字贸易发展注入了强心剂。从国内来看,21个自贸试验区快速布局,也对跨境数据流通规范化发展带来了现实需求。然而,目前全球数据治理理论体系缺乏,如何在安全与发展间寻求平衡,成为普遍关注的共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文章分析了开展全球数据治理的现实动因,探讨了全球数据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以期为建立全球数据治理框架提供参考和启发。

大数据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为充分发挥大数据监管效果,介绍了大数据监管体系及其重要作用。其能够满足数字经济新模式的需求和数据安全新形势的要求,应对数据立法的全球新格局。我国数据监管体系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数据监管立法和数据监管执法,应更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法律规范,加强其他监管配套机制的设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统一监管标准,建立自上而下的多主体统筹监管机制,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社会稳定,捍卫人民权益。

欧盟以国家为主导的资讯隐私权保护模式

数据跨境流通使个人资讯隐私遭到极大威胁。欧盟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指令,建构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资讯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并建立了数据保护执行机构,使由欧盟成员国向非欧盟国家转移的个人数据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这些以国家为主导的资讯隐私权保护模式,既有各国借鉴的地方,也存在有待解决的具体实践问题。

数字贸易的新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数字贸易的发展状况和相关治理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全球范围内数字贸易发展势如破竹,占据着服务贸易的主要地位,但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的治理体系等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借力于跨境电子商务,呈蓬勃发展趋势,但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仍存在缺乏法规的指导和约束、世界话语权较弱、产业化水平低等问题。我国要想在数字贸易领域提高国际影响力,还需对内完善数字贸易的发展体系,对外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全球影响成因与启示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并非一部具体的法律,而是经过数十年演化形成的具有规范意义的个人数据权保护法律体系,它具有自成体系的演进脉络,即从形而上的人权原则到规则层面的区域指令,再到欧盟统一法,进而发展为具有欧盟特点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框架体系。伴随互联网技术普及而来的信息全球流通使得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产生了外延性动力,内部利用网络空间的管辖权规则尚未形成国际习惯的时间窗口,试图突破属地原则,不断拓宽其法律直接控制和管辖“域”的范围;外部在其无法直接管辖的所谓“域”外,通过制定个人数据出境监管规则,间接地对数据获取地的法律标准和法律无法直接管辖的境外主体施加合规义务,使其在对获取的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等相关行为时符合欧盟规范,欧盟个人数据法的生长和扩张路径,契合了国际法规则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则,甚至对未来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的全球一体化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