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据霸权的建构与法律应对

数据霸权内嵌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中,并沿着“制度—价值”的框架展开建构。其既依托技术实力以控制者标准不断扩张数据主权,也借助对自由价值的输出推动数据的自由跨境,在维护本国数据安全的同时不断染指他国数据。对此,其他国家在同美国的合作与博弈中形成以防御为导向的法律工具,通过数据本地化和权利化维护利益。面对美国的数据霸权,中国应发挥国际法的规制功能,在强调数据主权的地域标准基础上综合利用国际硬法和软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促进数据领域的合作共进。

警惕平台数据霸权加剧

2023年7月1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宣布为打击猖獗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作行为,将对各种账号的单日阅读推文数量设置临时上限,此举主要为应对数据爬取。目前,经过认证的账号每日阅读上限为10000条,未经认证的账号为1000条,新注册的未认证账号为500条。当前,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也都有依据不同技术手段和不同规则制定的“反爬”方案。

从平台经济的视角解析数据霸权与平台霸权

本文旨在清晰定义和描述快速发展中的"数据霸权"和"平台霸权"。文章通过分类、演绎和归纳的方法,以"数据—平台"的价值属性匹配为依据,提出"意义—媒体平台""商业价值—实体平台"和"社会价值—非营利机构平台"的三分法,并借此建构出互联、数据、算力和算法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霸权形成机制,认为仅在"零和博弈"和"法治缺位"条件下,才会在有既定价值逻辑的两条现实路径下形成新形态霸权。法治创新是目前最有效的反霸权手段。

数据霸权对国家与个人的危害及应对策略研究

数据霸权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强国为汲取高额经济价值对他国实施的霸凌行为,侵犯他国数据主权,其实质是信息霸权.数据霸权是传统霸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延续,并在巨大经济价值的刺激下,依托高新科技信息跨国公司的发展得以实现.数据霸权对国家和个人均产生了巨大危害:在国家层面,既整体损害国家数据主权,又具体威胁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安全;在个人层面,既侵害个人人权,又侵害个人的隐私权.应当以信息安全战略为基础实施国家数据安全战略,提高大数据技术水平助推高科技跨国信息企业的发展,借鉴欧盟经验以保护个人数据权为抓手反制他国数据霸权,维护国家数据主权.

数据霸权背景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平台型媒体,在当前媒介市场逐渐定型的情况下,数据霸权也逐渐显现出来。平台型媒体的数据霸权不仅影响了用户媒介使用习惯,也对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只有从技术、渠道、内容和运营4个方面下功夫,才能在未来发展中迎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美全球数据治理的分歧、原因与后果

中美是数据资源和数字经济大国,并在全球数据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中美双方在数据治理方式选择、首要目标、政策核心、理念指向四个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中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参与治理,而美国以“伪多边主义”的方式组建数据联盟;中国将数据主权安全置于全球数据治理的首要目标地位,美国将数字商业利益作为追求的第一目标;中国坚持的是数据本地化政策,美国宣扬的是数据自由化政策;中国高扬的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奉行的是数据霸权的零和博弈理念。中美全球数据治理政策的分歧受到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数据实力的差距、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美国数据霸权是全球数据治理的最大障碍,给未来全球数据治理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美国放弃数据霸权政策,中美两国才有可能在数据治理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霸权”与战争正义性问题审辨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霸权”的伦理挑战,发端于科技领域,辐射至战争领域。数据霸权引发美国等少数霸权国家对大数据资源的垄断,在科技伦理层面挑战了数据权利和数据利益的分配正义,进而在战争层面利用“数据霸权”频繁发动战争,挑战战争正义原则。少数霸权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对于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高度依赖,导致大数据对人类的反向操控,冲击了科技伦理的自主原则,进而导致战争伦理中区分原则和相称性原则的异化,危及人类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数据霸权造成的一系列责任事故和责任分配困境,体现出大数据研发人员面临“负责任研究”精神缺失的风险,这种风险辐射到战争伦理层面,导致“不负责任”的战争文化盛行和军人武德精神的沦丧。围绕上述冲击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约束“数据霸权”的伦理规范,为治理当前国际大数据技术军事应用所造成的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数据霸权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数据占有的不平等会引发经济社会中权力的不平等。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量化部门的发展和大规模监控体系的构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数据霸权,并以此为基础进入了新的帝国主义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据的垄断,通过创新霸权、平台垄断、制造需求等方式在多个领域施行了新型的对外经济掠夺方式。为了应对数据霸权,必须在技术层面和数据保护层面双重发力,以技术和法律手段迫使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失去对数据资源的统治力。

数字霸权语境下个人信息传播向度的研究

本文以当代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大数据应用现实为切入点,举案例并进行综述性辨析,讨论其与“全景监狱(Panopticon)”理论思想的关联性及在当前现实中的建构。通过对“定向推送”、“大数据杀熟”现象和“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草案的探讨梳理了数字霸权与个人隐私的有限对抗关系,并结合对大数据隐患及其发展的消极可能性探讨完成对文章主题的回应。

数据权利博弈研究:背景、进展与趋势

大数据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数据权利,各种类型的数据权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随着各国国家数据战略的实施和网络空间新战场的开辟,数据权利博弈愈演愈烈。目前国际上研究数据权利博奕的相关论文集中于论述数据产生的各项权利及其保护方式。数据权利的研究趋势主要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国家大数据主权的范畴界定;二是国家大数据主权保障的战略顶层设计;三是治理、技术、政策与法律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四是大数据领域的霸权消解和协作推进机制设计。

数据的权力:应用与规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使得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优势的主体对特定对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数据权力。数据权力表象上是一种技术权力,但背后潜藏着资本的力量。技术治理视角下的数据权力,有利于治理需求的精准识别、政策方案的科学制定、行政执行的有效监督和政府绩效的准确评估,是社会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有效利器。资本视角下的数据权力,为资本控制社会、重塑资本与国家关系格局提供了可能,全球治理体系也因此面临深刻的变革,资本在数据技术上的优势有演化成数据霸权的可能。为此,在利用数据权力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运行的同时,也需要从规范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提升政府间和政企间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减轻政府在数据和算法等方面对少数巨型平台企业的技术依赖、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强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等方面对数据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

全球数据资源争夺与风险防范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资源,成为大国间和企业间竞相争夺的“富矿”。资本控制下的商业平台利用技术与先发优势,对海量数据进行剥夺性占有,通过数据“圈地”实现自身数字寡头的垄断统治,构筑操纵大众舆论的数据暴政;甚至与某些政府合谋,利用数据霸权干预他国内政,威胁他国数据安全,带来诸多风险。对此,国家需从顶层设计出发,在国际上积极推动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倡导平等竞争格局,保障隐私安全、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国内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经济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构建有效抗衡力量,建立数据联合监管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健康网络生态环境,驱动数据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发展。

法经济学视角下数据主权的解释逻辑与制度构建

数据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大数据时代的延伸与扩展,经历了媒介主权到网络主权再到数据主权的三重嬗变,承载着防御黑客攻击和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暗含着对抗数据霸权主义和争抢国际话语权的大国博弈,还包括挖掘数据资源中蕴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等内容。后棱镜时代的国家安全焦虑和跨国数据流动的客观必要性,需要构建风险预防与价值挖掘并行的规范制度,在重点防范核心数据资源泄露的同时,鼓励非核心数据的自由流通,形成数据本地化存储制度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增强大数据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消解数据霸权主义和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困境与纾困之策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依托数据推送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介,因为其交互属性、数字属性正在重新定义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首先指出了媒介构建了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其次,分析了媒体融合的社会情境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出现的异化现象。最后,提出了发挥媒介技术的人性化趋势,正确利用媒介技术赋能话语表达与传播;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涵义。

大数据的正义性问题探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机遇,也对社会公平正义带来了严峻挑战。数据收集、分析、应用以及算法运营等引发诸多正义性问题,阻碍了大数据良性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探索大数据的正义性问题,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数据环境,对消解大数据与社会公平正义矛盾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元宇宙的伦理风险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由多种技术融合而成的“技术集”,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具有智能运行逻辑、精神满足功能、无碍穿梭技术和数字永生主体等显著特点。元宇宙的出现解构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使空间无限大、时间可重启、数字主体可变化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伦理风险:在个体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人的异化、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在技术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数据霸权的伦理风险;在社会层面,元宇宙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已有社会伦理结构。当前,可通过培育数字素养、嵌入伦理原则、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国际合作等途径来防范元宇宙伦理风险,引导元宇宙技术发展向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上海合作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扩增,上合组织覆盖范围由中亚扩展至南亚以及更广阔的区域,上合组织的数据安全法律规制也成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发展与运行的关键环节。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数据安全法律规制差异明显、数据安全合作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缺失,使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成为必要。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的基本内容包括:数据安全合作基本原则、法律机制框架、数据安全合作法律制度框架体系。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推进上合组织数据安全法律机制构建的中国理念,贡献数据安全合作谈判机制、数据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智慧。

星链:全球卫星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体系重构

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于2020年上半年频发卫星,并计划下半年开启卫星网络公测,这意味着互联网将通过卫星通信技术实现全球连接。作为一种前沿科技,星链具备发射成本低、网速快、全球覆盖、商业价值大和军事用途广等特点。与目前备受关注的5G技术相比,星链在连接空间和特殊场景方面独具优势。未来,卫星互联网与地面基站之间的“星地融合”将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连接解决方案。以星链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技术,使传播信道发生新变革,带来了波及整个传播链的深远影响。其将建构天地一体的连接模式、万物互联的信息体系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并可能产生新的数据霸权问题,对我国互联网之治理形成挑战。

大数据时代对网络民主的价值、冲击及其应对策略

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大数据时代强调对海量数据的完整收集、整理和使用。大数据时代具有系统性、客观性、整体性和精英化的特点,能够弥补网络民主的不足。同时,大数据时代也会对网络民主形成一定冲击:即加剧网络民主中既有的信息鸿沟,推动技术垄断的形成,有可能造就数据霸权,有可能架空网民的民主权利。因此,网络民主应对大数据时代的主要措施为:政府应当转变观念,承认大数据时代权力的多元化发展,适当下放或者释放部分权力;普通网民不应在大数据时代随波逐流,而应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对数据信息的监督之中;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在大数据时代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正式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应当与时俱进地引入技术因素,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整体环境。

反思计算社会科学的逻辑:基于拉图尔的“计算中心”概念

计算社会科学致力于收集和分析大规模的人类数据,以变革我们对于个体和群体人类行为的理解,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使用拉图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计算中心"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计算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困境。围绕商业为核心构建的计算中心是众多问题的根源:首先,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在数字媒体主导的计算中心当中,并且受制于形形色色的数据霸权;其次,已有的计算逻辑本身是一个黑箱,存在将权力从人类转移到机器的风险;另外,人类行为本身是否可以计算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建设属于自己的"计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