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以“数码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数码人类学”研究展现出物质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其核心内容和主要议题建立在物质文化研究的“物质性”基础之上。从物质性出发,数码人类学聚焦于作为人造物的数码媒介技术环境中人的文化交往以及人与物的辩证关系,解读“世界如何造人”以及“人如何造物”的问题。它主张把物的研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拜物教问题的批判性论辩中解救出来,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从“秩序”、“内容”、“语境”三个方面来论述数码媒介的物质性。它相信物能够为自己言说,人性不会被数码媒介技术这个物质中介所减弱或过滤,不会减少或消失。数码人类学对数码媒介技术物质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什么是数码人类学?

数码人类学指数字技术在特定人群中兴起后的结果,也可以指数字技术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还可以指代对具体数字技术的研究。数字技术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延展了今天的世界,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空间。人在和数字共舞时,线下生活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的含义。进而人类学家可以思考“人性”在今天数字时代的复杂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田野工作与人类学研究

田野工作乃人类学研究的基石,也是人类学者与他者沟通,与世界相连的重要手段。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时空压缩、流动加速、数码技术、人工智能逐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着极大转变。在虚拟与现实共存的当下,人类学研究需要更新思维,以更加贴近网络情境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创造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最终,信息时代的人类学研究需要通过对数码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后果的关注,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联和互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人类学的基本问题。

人类学视野下理解“数码媒介”的三个维度

“数码媒介”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数码媒介”的运用与发展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一大特征。“数码媒介”既为学者思考人类的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也成为人类学解释当代社会的新路径。在人类学看来,“数码媒介”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控制中介”,更是一种“全球化实践”。

论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回归到物"的思潮,物质文化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从消费入手,认为大众消费是属于人类行为的小写的创造,是当代人创造自己专属的私人生活的主要方式,具有抵抗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消费并不一定就是有益的,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低级的;物质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设标准,关照寻常物,聚焦被忽略之物,摒弃那种以人为主体的归类研究;从小群体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考察人与物的亲密的互构关系是米勒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主旨。在米勒看来,物质文化研究最关注的就是物是如何融入人的生活并使人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秩序的,譬如数码的物质性。丹尼尔·米勒从消费的创造性、事物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数码人类学等三个方面展开其物质文化研究,旨在突破主客二元系统,从人性的视角转向物性的视角,扭转物的次级的、从属的、卑下的地位。从人类学到文化研究,米勒的研究既体现出强烈的跨学科性,对国内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深有裨益,但也有着理论系统性缺乏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