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的季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考察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对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在产出、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脉冲响应上的不同,以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各地区对货币供应量冲击呈现相似的响应特征,但响应程度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西部地区受影响程度并不显著。东、中、西、东北地区对利率冲击响应也呈现相似特征,但区域之间的影响存在不同,在居民消费响应方面,东部区域受影响程度最显著;在固定资产投资响应方面,东部受影响程度最显著,东北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小,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金融垄断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理论分析

不同的金融结构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同。在完全竞争金融市场和垄断金融市场中,可分别建立银行、居民和厂商三部门的两阶段模型,并通过对两种类型金融市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规模决定因素的模型分析,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两种类型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数量型货币政策更适应于垄断金融市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改革中,货币当局应该逐步从以存款准备金数量和货币存量为工具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

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时变分析

渐变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构成了我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表现出可能的阶段性甚至时变性特点。为量化货币政策效应可能的时变性,本文采用TVPSVAR模型,利用我国1996年1月至2016年7月的宏观数据来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增长和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长期货币超中性,且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机制十分稳定;随着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价格水平对货币政策调控反应愈加敏感,货币政策影响物价水平的传导机制表现出时变性特征。

经济开放度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1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这些国家在开放条件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则该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但对物价的影响则越大。据此认为,在我国经济开放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不应该继续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应通过实现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使我国过渡到主要依靠价格型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

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时变效应

“新常态”时期,货币政策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本文收集了我国2005—2018年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并运用数据建立一个时变参数的VAR模型,量化检验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样本期的价格时变效应,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改变,我国货币政策成效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态势,即货币政策中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对价格的作用在逐渐减弱。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比较分析——基于2011—2020年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

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传导路径、传导效率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月度数据,选取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指标,选取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上证综指月度收盘价以及国房景气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来检验两类货币政策作用的效率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就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实时对比及其政策残余信息估计

"十三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向政策利率的转变。有鉴于此,本文构建TVP-S-FA-VAR模型对二者的有效性进行了实时对比,同时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因子拓展,结果发现:价格型中介对实际经济变量的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并且作用力度小,持续时间短,因此更多地体现出预调与微调的功能;而数量型中介(M2)对经济周期的系统性影响较强,但收敛速度较慢,同时在长期还具有"挤出效应",因此货币当局对总量调控的使用应较为审慎。最后,货币政策规则残余信息的估计结果表明:当使用价格型中介进行信息提取时,经典的泰勒规则将存在40%左右的信息漏出,相反,因子增广不能显著增加数量型中介的信息解释力度,这再次说明数量型中介与实际经济行为间的关联性正在逐步弱化,其已不宜再作为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中介目标。

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性研究

基于VAR模型测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常用研究范式,构建概率时变斜率系数、随机波动率以及扩展因子的VAR模型以考察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变演化特征。实证结果发现:第一,货币供给增长的产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时变性,在1999-2006年期间虽然不存在长期产出效应,但短期产出效应非常显著,而在2007-2013年期间短期产出效应却出现将近50%的下降,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呈逐渐减弱态势;第二,相比产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更为显著、稳定和持久。

利率市场化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在大势所趋的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大幅减弱,货币政策将逐步转向价格型。虽然各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目前转向的速度过于缓慢。考虑到构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条件已有所具备,建议可以适当加快这一进程。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促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三是加强预期管理以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吗——基于时变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再评价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与金融发展全局,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动态评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准,并基于此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进行再评价。结果表明:首先,现代金融环境下,国民收入、金融资产以及支付手段创新因素对货币需求存在正向影响,机会成本与货币替代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需求;其次,货币缺口可以用来合理划分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以货币需求为基准、货币缺口为指示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整体有效,并且可以兼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双重调控;最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产出效应,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论或可为切实提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本文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各不相同,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共同实施会产生叠加作用;无论是基于收益获取还是套期保值,利率衍生品的使用确实增加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货币政策实施要细化不同的政策类型且要注意政策影响的方向;在开发和创新利率衍生品时准确定价并提高衍生品的使用效率。

货币政策调控怎样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微观效应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货币政策调控是否有效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VAR模型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辨别货币政策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调节抵押品价值的变化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则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幅度是价格型工具的3倍。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信贷歧视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具有延迟性,年轻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更为敏感。本文研究表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一定不能忽视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差异,科学把握“量价转换”节奏、政策工具协同并重,才能有的放矢地推动企业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量型货币政策扩张对三次产业的调控效应研究——基于“新冠”与“非典”疫情时期数据的比较分析

2020年,新型疫情的暴发是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本文主要研究“新冠”和“非典”疫情持续期内数量型货币政策扩张刺激对三次产业的调控效应。结果表明:新冠疫情时期,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强于非典疫情时期,而第二产业则相反;长期看,三次产业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反应要比M2更强;新冠疫情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均显著优于短期效应。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货币当局可以适度提高货币供应量,以提振第一、三产业,但对第二产业需要其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予以协同配合;二是应配合其他政策工具以提高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第二产业调控的效果;三是政府需要继续促进三次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2021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从整体来看我国经济体规模扩大,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的发展脉络,并梳理新发展阶段的货币政策工具。其次,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选取利率、融资规模、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四个方面研究货币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差异。结论表明:本阶段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趋向于合理、微调、普惠、高效,在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偏向于对利率的引导,对利率微调促成经济平稳运行正是本阶段货币政策的主攻方向。

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传导效率研究——基于中介效应

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传导的效率和有效性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处在以数量型为主导向价格型为主导的转型阶段,探究不同框架在我国情境下的传导效率对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基础货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作为两种货币政策框架的解释变量,货币供应量、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作为两种货币政策框架的中介变量,设定了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利用SPS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得出目前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传导效率更高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调控机制。整体上互联网金融发展弱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机制。基于GMM方法对2007—2019年我国194家银行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适度宽松的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都能扩大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4种细分互联网金融业态——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处理也都一致弱化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机制。异质性检验与银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相比城商行、农商行、外资银行等中小银行,国有、股份制等大型银行更能缓释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影响。另外,互联网金融被纳入监管体系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调控作用仍然有效,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银行风险会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抑制。最后本文对商业银行、货币政策制定者等提出有关建议,这对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以及稳定金融风险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时变参数模型,从不同货币政策类型的视角探讨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非线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非线性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模式非线性,从正向指标换手率和流动强度来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宽松货币政策都有利于为股票市场注入流动性;从反向指标非流动比率来看,价格型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提高股票市场流动性,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二是时期非线性,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最强,在经济平稳时期最弱;股票市场流动性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大,在经济平稳时期最小。建议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采取数量型宽松为主、价格型紧缩为辅的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来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回升。

量价转换背景货币政策效应时变性研究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货币当局需要有序渐进地推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平稳转型,而转型的核心是从传统的数量型调控工具转向价格型调控工具。在量价转换背景下,厘清二者对实际经济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非线性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在不同区制内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四季度的研究样本上存在三个变异时点并在不同区制内二者对实际经济的效应存在时变性,这也充分表明货币调控工具的转型并非一日之功,量价调控工具的综合应用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调控的主旋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通过MS-AR模型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个区制,运用LT-TVP-VAR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运用SV-TVP-VAR模型测度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时变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能够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而促使中央银行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在货币政策规则和工具选择上,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缺口的长期调控效应明显,短期效应存在滞后性,且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出现政策效应减弱现象;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水平下,都能够对产出缺口进行有效调控,但是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对通胀缺口的调控能力不足。上述实证结论,对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选择货币政策规则和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