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代技能溢价对亲代生育率的影响

子代技能溢价使子代工资率在高技术部门人力资本门槛值处跃升,为将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至预期门槛值处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少数子女天赋较低的高收入群体和子女天赋较高的低收入群体)会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额外的支出。数量-质量权衡下,该群体的生育率低于其余群体,且对子女教育额外支出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同时,子代技能溢价程度的提高会提高该群体占比,这不仅会降低该群体的平均生育率,也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一般情况下,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的提高也具有与上述相同的影响,但如果子代技能溢价程度很低或者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很高,该群体占比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会提高,不过该情况现实中极为罕见。因此,在合理降低人力资本门槛值、适度降低技能溢价程度的同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能够成为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政策选择。

子代质量偏好、养老保险缴费率与家庭储蓄-教育投入权衡

随着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家庭的储蓄-教育权衡模式正逐渐发生变化,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数值模拟对此进行了研究。理论研究表明:对于具有子代质量偏好的代表性消费者,统筹账户缴费率上升对其储蓄和子女教育投入均存在挤出效应;个人账户缴费率上升对子女教育投入没有影响,对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子代质量偏好程度上升对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实证检验表明:子代质量偏好和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储蓄行为影响不足。为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政府政策选择的优先级依次是:出台措施缓解少子化危机、以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提高个人账户缴费率、提高统筹账户缴费率。本文为分析当前我国家庭的经济决策模式、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西部农村抽样调查数据,以学业成绩和心理适应性两方面指标来度量儿童教育发展成果,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这两类教育发展指标上的差异,以及两类家庭儿童的教育性别差异状况,我们尝试性地研究家庭规模与儿童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生育规模减小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这对于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女童尤其有利。但是,出生在较小规模家庭或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其心理适应性水平也显著偏低。此外,相对于独生子女而言,拥有一个同胞的孩子其学业成绩并不会显著低于前者,但是其心理适应性却显著高于前者。

同胞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同胞结构是影响学生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家庭内部子女构成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对全样本和子样本分别进行稳健的OLS回归,发现:(1)同胞数量越多,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越低,其中三个孩子及以上同胞构成对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负向影响最大;(2)排行中间对学生的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兄弟姐妹数量对学生的认知能力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男生相比,女生受到的影响更大。其中女生认知能力受异性同胞数量的负向影响更大,而男生认知能力受年长同胞数量的负向影响更大。

规模经营补贴与粮食量质安全——来自规模经营农户的证据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既要追求粮食总产量的稳定上升和农民增收,又要降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促进粮食生产的高质量发展。为了提升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户增收,中国2015年试点粮食规模经营补贴并逐步推广,但现有文献对这一政策的效果尚未做出全面评估。基于2013—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本文利用三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该政策具有双面效果:它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劳动生产率、种粮收入和种粮利润,但却导致规模经营户更多地使用化肥和农药,这是因为补贴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并提高了他们的要素投入积极性。基于全国地表水水质数据和空气成分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粮食作物生长季节的水源中氨氮以及空气中的二氧化氮含量,这为规模经营补贴导致规模经营户多用化肥提供了有力证据。本文揭示了规模经营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正面效果以及多用化肥和农药的负面效果,为优化农业规模经营补贴政策促进粮食安全的数量和质量“双提升”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