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 ,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 ,数额犯本身也可以分为诸多种类 ;根据数额犯类型的不同 ,一定的数额既可以是犯罪的成立条件 ,也可以是犯罪的既遂条件 ;对于数额犯的共犯 ,要按照共犯人对犯罪数额发生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分赃多少处罚。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不纯正数额犯略论

不纯正数额犯是以数额作为行为成立犯罪的选择性程度要素的犯罪。不纯正数额犯的数额要素与法定的其他选择要素,对于同一犯罪而言,其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既具有等量性,又具有彼此独立性。适用不纯正数额犯的规定时,应当依照这种关系来理解其构成要件,确定各选择要素内容。

电子支付方式下诈骗罪的非纯正数额犯趋势

诈骗罪是纯正数额犯,其构成必须以犯罪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为前提。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电子支付方式下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犯罪,"两高"司法解释突破了诈骗罪纯正数额犯的立法规定,明确根据特定非数额情节亦可定罪量刑。而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小额诈骗与电信诈骗具有相似特征,也面临同样的侦查、证明等困境。立法机关应顺应预防、惩治新型诈骗犯罪的需要,通过修改刑法第266条,正式赋予非数额情节独立定罪量刑的法律地位。

数额犯(未遂)量刑的法定刑基准——以盗窃罪(未遂)为例

数额犯(未遂)以相应既遂犯的法定刑档为量刑基准。主观罪过对犯罪性质认定起决定作用,就数额盗窃罪(未遂),应区别作为主观意图的行为人主观追求的目标数额与作为"情节严重"的"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以前者确定相应的法定刑档:以概括意图或主观意图不能明确时,存疑有利于被告,只能选择"数额较大"法定刑档作为基准;如行为人有明确追求数额(特别)巨大财物的意图,而实际仅得"数额较大"财物时,为数额加重犯未遂,选择"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档,并适用总则未遂罚则。至于"部分既遂部分未遂"则纯属多余概念。

数额犯新论

数额犯的存在与我国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并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上所特有的犯罪形态。基于这一领域研究现状,有必要从刑罚的角度对数额犯进行新的诠释。数额犯是指以一定的违法行为或者结果的数额或数量达到国家认为应该动用刑罚予以处罚的犯罪形态,其本质是犯罪数额所凸显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达到了刑罚对社会危害性的量的选择,数额犯中的"数额较大"就是反映最轻刑罚要求的刑罚规制条件,这是"数额较大"构成要件背后的法律内涵。

纯正数额犯刑事责任承担中的特殊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作为数额犯的特殊类型,纯正数额犯中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以及属于该罪的哪一停止形态,应当坚持"先既遂,后未遂"的评价路径,并坚持既遂和未遂非此即彼的原则。对于纯正数额犯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外的数额,则需要在确定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及既选犯罪形态后,根据"犯罪总体数额"之外的涉案数额的大小等具体情况,在"犯罪总体数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以内酌情从重适用法定刑。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我国数额犯规定模式的再思考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是我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数额存在数额犯具体化解释主体的错位、犯罪数额标准的固定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因此应由立法机关对数额犯作出浮动性、节点式规定。

论数额犯罪

刑法理论对数额犯多作形式上的理解,认为数额犯所以为罪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践上则干脆认为数额犯是有着明确定罪标准的犯罪形态。本文从刑罚的可能性角度认为,数额犯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犯罪形态,是我国犯罪概念的立法体现,是我国犯罪构成的司法表现,“数额较大”的本质是发动刑罚的可能性,对于数额犯所表现的那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言,其罪与非罪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而是刑罚对其法益的量的限定,也是人权对刑罚权的限定。是刑法最终的对行为人不法的结果无价值的实质评价。

再访“数额犯的既、未遂问题”——兼为相关“司法解释”辩护

"否定说"否认数额犯存在未遂形态,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判。然而,该批判并未真正找出该说的"症结"之所在。"折衷说"将《刑法》中的数额犯分为"结果数额犯"与"行为数额犯",并无实质意义而且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惑。"肯定说"虽有可肯定之处,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包括:数额犯应当分为"指向性数额犯"与"损失性数额犯";将"法定数额"的出现作为所有数额犯既遂的惟一标准不尽合理。

数额犯的既遂与未遂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是犯罪成立的标准,而非犯罪既遂的标准。法定数额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量化标准。对数额犯既、未形态的探讨,都不能脱离对数额犯数额的性质的认识。

数额犯视角下我国偷税罪立法模式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1997年刑法偷税罪进行修正,体现出数额犯立法模式的完善。具体数额犯被修正成抽象数额犯,表明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仍采复合数额犯模式,但对"数额+比例"制度设计进行了完善;改采纯正数额犯模式,行政责任条款入罪功能被取消,但赋予了"出罪阻却"功能。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罪状是以一人犯罪既遂模式加以规定的。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以及《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数额犯的立法思考

数额有时能体现危害行为的危害程度,有时不能。在能体现危害行为的危害程度时,数额并不是决定危害程度的唯一因素。因此,数额大小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体现犯罪的本质。对数额小的危害行为以非刑罚方法处理,并不能完全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由于某些数额犯的立法依据欠缺正当性,未来的刑事立法,应当考虑取消部分数额犯。数额标准的立法应尽量消除多元化和非法化,要做到统一化和合法化。

浅析非纯正数额犯

非纯正数额犯,作为经济刑法学中的特有概念,是指仅将犯罪数额作为某种行为成立犯罪的选择性要件的犯罪。即使某种危害行为的所涉数额没有达到起刑点标准,但如果符合了刑法规定的其它严重情节,仍然可以构成该罪。最典型的如盗窃罪,行为人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即使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标准但具备了刑法规定的多次盗窃情节,都可以构成该罪。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

介绍了数额犯概念的界定:我国目前对于数额犯概念的界定尚未明确,为了同结果犯为基本罪,结果加重犯为派生罪相协调,宜将数额犯限定在基本罪的范畴内,即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的发生作为基本犯罪既遂形态标志的犯罪。尽管数额犯中的数额是对其定罪和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标准。对于数额犯的未遂形态是否构成犯罪未遂问题,需分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成立犯罪所需的程度,是否能够排除符合刑法第13条中但书规定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大多数情况下数额犯的未遂形态因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而不构成犯罪未遂,其往往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况下方有构成犯罪未遂的可能。

数额犯罪的未遂形态

就数额犯在司法实践中频繁的出现,文章就数额犯未遂的客观存在进行分析。

论数额犯中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情形下的量刑问题

数额犯作为一种与数额有紧密关系的犯罪种类,其广泛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中。在数额犯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是通过犯罪数额来体现的。近年来,数额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实践中有关数额犯各种复杂、疑难问题也不断出现,其中关于数额犯既遂与未遂并存形态的存否问题以及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情形下的量刑问题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讨论的重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