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人和单位共同实施不纯正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自然人和单位共同实施不纯正的单位犯罪,犯罪的数额低于单位犯罪的数额标准却高于自然人犯罪的数额标准时,该如何处理成为一个问题。司法解释的方案实践效果不佳,且与刑法基本原理相悖。学界观点面对具体问题时也不能妥当处理。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刑法的立法定量模式如何与德、日刑法背景下的舶来理论有机融合。检讨现有数额犯的理论,将数额作为违法性要素看待,并在此前提下解决该问题,虽部分否定了构成要件违法推定机能,但并不是对教义学方法的违背而是对教义学知识的重构。由此,可以实现舶来理论的本土自洽及功能自足。

我国受贿罪处罚标准立法评析

我国受贿罪刑罚适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包含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原因,立法原因主要指受贿罪处罚标准的结构性缺陷。《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受贿罪的相关内容作了部分修改,但基本没有解决处罚标准问题,其所产生的司法效果不容乐观,未来修改刑法应继续完善受贿罪的处罚标准。关于罪刑结构,由于受贿罪与贪污罪存在罪质区别,二者不能共用相同的罪刑结构,应单独规定受贿罪的罪刑条款。关于数额要素,应保持五千元的入罪标准不变,同时适当提高量刑的数额标准,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关于情节要素,由于受贿罪主要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和公正性,犯罪数额之外的其他情节也是表征受贿罪罪责程度的重要因素,故需重视这些情节要素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应将部分常见事实上升为法定犯罪情节,以促进"数额+情节"的二元处罚标准得到真正贯彻。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与纾解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且呈现犯罪组织集群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过程隐秘化等特点。与此同时,跨境取证难、追赃挽损阻力大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核心人员查处难、非数额构罪要素适用等问题亟须解决。对此,应着力强化跨境联动,畅通境外取证渠道,提升追赃挽损能力,并在准确理解和适用非数额构罪要素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