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突破最高数额之限制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一直伴随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近年来,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步入深入发展的重要关口,传统的立法思维已经逐渐滞后,在预防、惩罚两大主要功能的驱使下,应当逐步探索突破惩罚性赔偿金最高数额的限制,以实现社会各方的利益平衡。

二审增加追缴退赔数额限制因素探析

一、基本案情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某犯诈骗罪,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张某某骗取34名被害人款项共计270余万元。被告人张某某对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未提出异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沉迷于赌博导致其负有高额债务,为筹集赌资和偿还个人债务,自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间采取私自为同事申请建设银行“快贷”后。

利益获取与责任承担——公司慈善捐赠数额的平衡点设计

公司慈善捐赠作为公司履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最典型方式之一,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限制到允许的发展历程。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而言,尽管公司慈善捐赠具有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功用。但是数额不适当的捐赠,在微观层面将引发公司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损害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期待;在宏观层面极易诱致公司之间为争夺商业机会而展开慈善竞赛、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侵损商业社会之根基,并最终背离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初衷。

“多次敲诈勒索”的司法界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多次敲诈勒索"予以入罪,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多次"的规定也仅有"两年三次"这一句,标准颇为模糊。笔者认为,"多次敲诈勒索"的司法界定应当具体化,否则将平添理论与实务的争议。"多次敲诈勒索"应当界定为一年三次。"一次敲诈勒索"是指在相对独立的时间和地点内,在行为人可以控制的对象范围内,能够使其与另外行为相对分离的一个敲诈勒索行为。每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无需数额限制,也不需要主观上有多次敲诈勒索的故意。此外,还要求均未受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