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边界研究

由于实务中案件情况复杂,加之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明晰的界限。为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通过研究相关案例,分析实务中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维权依据、索赔数额和维权手段几个角度解构司法认定争议,尝试划清两者界限。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应当在法益价值衡量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秩序现状、公众法治意识、维权成本与权利救济途径,谨慎入罪。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竞合研究——以单一行为型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兼具欺诈与敲诈因素的单一行为型案件如何处理,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认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属于互斥关系的主张,会导致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的混淆、被害人视角与行为人视角的抵牾等问题,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逻辑严密、体系一贯的解决方案。应当坚持修正的“竞合论”,肯定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能够成立某一罪名的既遂与另一罪名的未遂的想象竞合。这有利于行为人视角的复归,贯彻全面评价原则,构建具有正当性与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根据修正的“竞合论”,在定性时,应当先审查行为能否被同时评价为欺诈与敲诈,以认定行为的性质;再按照客观归属理论考察财产处分是属于欺诈因素还是敲诈因素所制造的风险的实现,以决定最终的处断结论。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

我国司法机关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案异判屡见不鲜。对于消费者的过度维权行为,究竟是行使权利还是敲诈勒索,刑法理论界亦争论不止。结合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本文将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为切入点对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作出区分。单独从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或客观行为方面进行考察都无法将其与权利行使作出区分,笔者认为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是区分二者的关键,其中维权依据与财产损害为较好的切入点,在行为人不具有法定权利,或者其行权依据超出“社会相当性”,且行为人最终获得了远超正当债权的赔偿时,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若其行为同时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应当认定其敲诈勒索罪的成立。

“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罪与非罪

关于“先因型”敲诈索财行为的性质界定,应当贯通民刑思维,从法秩序整体全面审视索赔事由、索赔数额和民法的关系。在索赔事由方面,依据法律有无明确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定权利行使”与“法外索赔主张”两种类型。在索赔数额方面,索赔数额高低与财产法益相关联,需要明确索赔数额的限度。在索赔限额内,“法定权利行使”没有侵害财产法益;“法外索赔主张”虽然欠缺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法律上不为主张”或“事实状态维持”的利益,但如果“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那么刑法介入就需谨慎。逾越索赔限额,以胁迫方式天价索赔的行为,对超额部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认定。

浅析敲诈勒索罪认定的若干问题

敲诈勒索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对敲诈勒索行为进行准确认定,不仅是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当前,我国刑法用简单罪状所表述的敲诈勒索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给实际运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对于敲诈勒索罪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很有必要。

消费者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边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消费者权利意识的增强,消费者自主维权的行为日益频繁。实践中,消费者、商家及法律部门对维权行为界定不明,消费者的索赔常常与敲诈勒索行为相混淆,相关部门对纠纷的处理也缺乏统一标准。消费者维权与敲诈勒索遵循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受到不同法域的规制。按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阶层顺序,分析入罪与出罪的影响因素与依据,对于罪与非罪进行合理的处置,有利于厘清消费者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规范消费者、商家、实务部门的行为界限,保障合法权益与利益平衡,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以“郭利无罪案”为切入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消费者法律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消费者自主维权的行为屡见不鲜。实践中,由于消费者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充分,经营者态度恶劣,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行为界定不清等原因,导致消费者的索赔行为常常与敲诈勒索罪相混淆。在这一过程中,维权行为应当基于合法的依据和基础,把握好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的界限,否则一旦越过警戒线,消费者极有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主体。为理清二者的边界,本文以经过四次审判的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郭利无罪案”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行为相似的外观,提出消费者行使权利的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使权利的基础债权合法性、维权方法的规范性、手段行为的现实危险性三个要点。进而判断维权行为是否满足敲诈勒索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如此更好把握二者之间的界限。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新闻寻租现象探究--以“陈杰人敲诈案”为例

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理论支撑,研究公共传播资源这一非人类行为主体在新闻寻租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同时以“陈杰人敲诈案”作为案例,从行为主体、转译过程以及网络结构三个维度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落脚点探析未来对于新闻寻租现象的治理措施和可能性路径。

滥用专利诉权行为的刑事规制——以“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为切入

“李兴文等人敲诈勒索案”被认为是以刑事手段治理“专利流氓”的“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该案反映出不同司法机关对于专利权行使行为刑事违法性认定的不同思路。思路分歧的本质是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与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刑事违法性的认定。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如果是正当的专利诉权行使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定为犯罪行为;但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并不属于民事上的合法行为,对滥用专利诉权行为进行刑事规制,并不违反法秩序统一性。应当从专利权权利基础合法性、滥用专利诉权的专利恶意诉讼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角度,实质性认定滥用专利诉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不宜以刑法谦抑性为由一概否定对滥用专利诉权行为刑事规制的正当性。

敲诈勒索罪中胁迫的认定

意思决定自由是指主体对自身的利益,按其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敲诈勒索罪中胁迫的违法性在于侵害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应基于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判断,从事实层面来看,无论胁迫的内容合法与否,只要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心理,则在形式上符合胁迫的构成要件.从规范价值层面来看,以合法内容实施的胁迫,产生的恐惧程度不足以侵害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其法益侵害阙如,因而阻却胁迫的成立.对被害人的界定,应将具体被害人置于所属行业领域理性类型人中进行判断,若胁迫使同行业类型人产生恐惧,则具体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遭受侵害.

敲诈勒索罪背景下过度维权简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纠纷也日益增多.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一些消费者会采取过激手段,造成维权过度.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行为在表现上存在相似之处,需要加以区分.本文从敲诈勒索罪的视角,对消费者维权过度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分析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探究导致消费者维权过度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预防和规范维权过度提供法律依据.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界定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大众对自身维权意识的提高,当发生权益纠纷时,人们往往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寻找相应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但有些维权者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过限行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有时还会提出巨额索赔或其他不合理的诉求,这种不正当的维权行为超过了法律的规定,造成了过度维权,这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能会涉及敲诈勒索罪.在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中,敲诈勒索罪能否适用,以及两者如何正确地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消费者的维权依据是否具有正当性;第二,过度维权中的维权手段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第三,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三个火枪手”系列敲诈案的双重反思——媒体人经济犯罪经典案例评析(二十四)

在市场化报刊兴旺发达的时代,某些媒体内拿着记者证的人以舆论监督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极大败坏了记者和媒体的名声。本期探讨的案例特殊之处在于,涉案记者的敲诈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地方党政机关或与党政机关关系密切的个人和单位,进而引出某些官员出面“斡旋”。

“记者敲诈橡果国际案”一审宣判

原《财经时报》记者及其友茅以宁因敲诈勒索罪，均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两人均表示准备上诉。

对敲诈勒索罪客体的再认识

有关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其认定为一种复杂客体 ,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从关于犯罪构成中客体要件的认识入手 ,敲诈勒索罪客体只能是一种简单客体 ,即财产所有权。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区分中“两个当场”的坚持——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敲诈勒索罪法定刑之所以明显轻于抢劫罪,是因为当暴力或者胁迫尚未达到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被害人尚存一定的意思决定和行动自由时,还有请求公力救济的机会,因此应当坚持抢劫罪的"两个当场";只不过,"两个当场"仅为成立抢劫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暴力、胁迫不仅要当场实施,而且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构成要件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补充竞合关系,因而在暴力或者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难以判断时,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敲诈勒索罪加重处罚情节的司法认定

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敲诈勒索罪的研究过于关注犯罪数额,对敲诈勒索罪的其他严重情节问题认识分歧较大,有必要重新界定"其他严重情节"。正确界定本罪加重处罚情节对于有效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维权的界域:敲诈勒索罪与非罪的探讨

媒体报道的"黄静购买华硕笔记本电脑因为质量问题维权涉嫌敲诈勒索被逮捕关押案"引发的巨大争议其实质是采用威胁手段维权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问题。当行使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时,判断行使权利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的超过因素"需要采用司法推定的证明方法。主张的权利赔偿数额明显超过了恢复其受损权利的数额,而且比例明显过当是推定行使权利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之基础事实。在客观上给对方带来实际利益损害是由维权过当演变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