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研究始终未能厘清在整个人类知识生产体系的学科定位及其内在的学理逻辑,在跨学科悖论、研究领域碎片化和学术自主性等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陷入一种阈限焦虑当中迟滞不前。在多元文明共生共存、价值冲突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为重构传播研究的核心共识与学科定位指明了方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价值坐标,要求传播研究走出"唯学科化"误区,构建有机整合的知识理论体系;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构建平等自主的知识生产格局;超越主体性维度的阈限焦虑,构建多元对话的学术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传播研究应回到"人"的本质维度,坚守对马克思哲学"类思维"的根本遵循,实现整体主义范式的重大转型,同时构建一种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学科进路,讲好"我们"的人类故事。

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

中国传播学并不"健康",而且"有病",即学术研究"过度西方化"和"过度量化",现在需要回到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丢掉建构"中国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的幻想,积极探索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三条路经"或"第三种范式",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这样可能导致传播学研究失去部分"中国性",但"薄利多销"的"宝塔糖策略"会得到更多的"中国性"。坚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则是强化文化"中国性"和"亚洲性"的不二法门,也是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必经之路。

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构想与愿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理念反映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新认识和新主张,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美好世界”系列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整体全球化”来临进行了舆论和理论方面的准备和铺垫,同时给中国传媒发展和全球传播变革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我们不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要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抓紧建构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体系,成为建构全球传播新秩序、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规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