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琴音乐文化整体历史发展思考——编年史体例与宋代古琴音乐文化研究

古琴是宋代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编年史体例厘清史料中古琴人、事出现及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时间上的观照,揭示宋代古琴发展的细节化脉络及阶段性特征,以探寻宋代古琴音乐文化整体历史发展总的时代特征。

唐代中国西南边疆历史的整体发展——贞元册封南诏的过程、意义及影响再研究

“贞元册封南诏”有其深刻的政治传统与文化根基,是唐代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正史、地方志、唐代石刻,还有出土文物,可以确证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历史真相。从唐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新视角出发,不仅可以看到事件对南诏、吐蕃、唐朝三方关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唐朝重启西南边疆治理,推动西南边疆国家政治建设再出发的历史进程。作为“贞元册南诏使”的“云南安抚使”,以及云南安抚使司的设置,巩固和稳定了汉唐以来西南边疆的政治体系和文化取向,确立了中国历史整体性在唐代西南边疆持续发展的走势。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方国瑜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提出的理论认识,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核心论点是强调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联系与凝聚,充分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体系。理论认识的具体表现是: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个整体,强调整体所包含的空间演变、族群构成和时间的连续性。现代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发微

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这一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持续至今,但并没有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以致“何以边疆”“何来中国”依然是当今学界热议的议题。回顾以往的讨论,聚焦“中国”概念而将讨论带入了“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不利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国”是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被强化,“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少有的能够跳出误区的专论,遗憾的是未得到学界关注。在“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并不存在谁加入谁的问题,“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及其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可以用“水系”来比喻,历代王朝(中国)是水系的干流,非历代王朝(边疆)则是支流,共同构成“水系”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