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史诗”经验与“整体性历史”品格

“史诗”具有悠久的西方文学传统,黑格尔、马克思等对其都有过经典论述,而在中国现代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史诗”则不仅因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传承而从体裁转为风格的体认,“史诗性”也在20世纪中国小说“现代化”演变的意义上,逐渐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整体取向以及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之一,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史”与“诗”的辩证问题,并特别在当代女性写作的“类史诗”和21世纪文学的“整体性历史”中得以充分呈现,其“类史诗”是个人化历史叙事向“史诗”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整体性历史”则一直存在于当代作家的文学建构当中。

习近平关于历史整体性重要论述的四重意蕴

在学习和阐释历史的过程中,要将历史看作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按照整体性思维形成对历史发展的科学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历史整体性思维,全面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历史整体性的重要论述,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上感悟历史的现实本质,从唯物史观的整体性上把握考量历史的基本原则,从价值彰显的整体性上发挥历史的镜鉴伟力,从历史本身的整体性上明晰传承历史的现实理路。新时代,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整体性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坚决批判和抵制各种碎片化、虚无化、娱乐化的唯心史观,正确看待历史、传承历史,并深入挖掘蕴含于历史之中的时代价值。

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兼议布罗代尔“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的引入

国史与党史研究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当代中国史的核心内容显然是由党的历史构成的。随着当代史研究局面的逐步形成,历史的"先验性"命题开始向"当代性"命题转变。由于缺乏在政治性党史、国史研究与学术性党史、国史研究之间构筑一种合作的途径,因此,当下的党史与国史研究似乎陷入了一种由"重(新)写历史"到"历史重(复)写"的循环,而无法跳出政治对历史功能过度诉求的窠臼,导致研究的单一化。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强调借用布罗代尔的"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理论的适宜性,并对其"长时段"模式进行适当地改造,以拓展中共党史与国史研究的视角。

大学生历史整体性思维培养路径刍探——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中心

培养大学生历史整体性思维,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从教学内容而言,首先可从历史纵向视角理解“四个选择”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性思维;其次,可从历史横向视角理解“三个为什么”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性思维。从教学方法而言,可通过运用“凝练主题,多元整合”和“凝练教学视域,构建知识体系”的方法培养大学生的历史整体性思维。

历史整体性与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汉诗研究——以叶维廉为中心

美国华人学者叶维廉的现代汉诗研究始终坚持接续历史整体性的思想观念。他自觉深入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诗学经验等复杂的文化网络,指出现代汉诗发展遭受"文化错位"的历史语境,形成"异质文化争战的共生"的文化现象,彰显出现代性的震惊体验与郁结情绪。面对现代性的两难困境,叶维廉聚焦其中的"内在状况",有意识地通过对传统的不断回返与激活,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危机寻找可能性的出路。叶维廉的现代汉诗批评实践,昭示出追寻与构建"文化中国"和身份认同的价值诉求,对当下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历史整体性”与中西诗学的汇通——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理论研究

"历史整体性"是由学者、现代诗人叶维廉提出的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角度,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回归事物历史情境的过程中,以跨文化视野达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汇通状态。在具体结合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传播、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汇通,中国现代诗的语言和"自我"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大致勾勒出叶维廉现代诗理论研究的总体轮廓,能够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启示与途径。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方国瑜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提出的理论认识,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核心论点是强调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联系与凝聚,充分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体系。理论认识的具体表现是: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个整体,强调整体所包含的空间演变、族群构成和时间的连续性。现代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历史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提出及其要旨1963年4月20日,方国瑜教授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演讲,总结中国历史发展中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

“跨国电影研究”争论的再观察——兼论改革开放四十年重构中国电影历史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2014年关于"跨国电影研究"的讨论以各方均未达成实质性的共识而告终。事实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世界电影的"整体框架"的视域下,中国电影应尝试超越跨国范式和国族范式的二元对立,在更高层面进行新的综合,搭建一个广泛的、有效的对话平台,在观照以国族意识为主体的宏观表述同时,充分兼顾到全球语境下的多地电影文化景观,在"文化向心"和"内外兼修"之间不断推动中国电影走向进步与成熟。

邓小平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历史整体性研究——50年代到90年代

从历史整体性上去考察邓小平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邓小平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既包含了50年代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精辟概述,也包含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当中所坚持和发展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更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中越两党忧患意识的逻辑进路及现实启示——基于中共建党百年及越共建党九十余年的历史整体性视角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作为两国各自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将忧患意识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对儒家优秀治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思想逻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灵活运用的理论逻辑;历届领导人强调忧患意识优良传统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现实逻辑;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逻辑五个方面。由此也得出重要启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指向”不动摇;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别与中越两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方法”;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核心遵循”;坚持不断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坚持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根本旨归”。中越两党在忧患意识方面共性较多,但由于党情、国情、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存在诸多差异,需辩证看待与区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整体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理论整体性,即保持概念的基础性、单纯性、系统性、连贯性和自洽性;第二,历史整体性,即从古典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都是中华价值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第三,实践整体性,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性、主体与环境的协调性、传统与现代的互补性、传播载体的同步性、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及践行与评价的一体性等。

实践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是关乎能否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理论问题,更是关乎能否全面认识和规划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包含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两个维度,实践范畴是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体系这两个维度的基石。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发微

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这一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浅析叶维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叶维廉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的真知灼见,长期为他在古典美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成就所掩盖。综观叶维廉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历史整体性"的思维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探寻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质,使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贯通起来;其二,批判五四后的"定型思维"及其危害,以此展开对现代性思维专制的批判,显现其文学现代性反思的独特路径。叶维廉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显得尤为深刻。

高屋建瓴 匠心独运──评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

高屋建瓴匠心独运──评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黄纯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既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研究工作的必然归结点，而要完整、系统地论证这一问题，必须赖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充分积累。几十年来断代史、民族关系史、族别史的研究都取得了...

整体、实证与简明——一位美国音乐学家的历史讲授方式述评

1988年9月至1989年5月,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音乐系主任约翰·布莱纳教授应邀在沈阳音乐学院讲学一年。其中,主要讲授《西方音乐史》、《曲式分析》与《声乐》等课程。笔者有幸聆听了他的音乐史课,并觉得有引起我们思考与借鉴的地方,因此,撰以成文,述评如下:

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

本文从历史文化与文学、语言本身、读者三个层面探讨了何其芳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意在阐释何其芳《预言》集时期、《夜歌》集时期其语言策略与历史处境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