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正义观下的“诉前联调”

诉前联调作为当前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司法策略,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整体正义观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司法实践,不仅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成本、法院司法资源的合理考量。这一行动目前限于司法政策层面,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展开了不同的做法,但也因此不约而同地面临着法理拷问、现实的人员和财政问题。从"权力分享"、"诉讼与非讼新法理"的视角进行思考,诉前联调将迎来更为包容的发展空间。

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统一——关于柏拉图《理想国》中正义思想的解读

尽管在柏拉图之前的思想家们对正义做了很多探讨,但柏拉图认为,他们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对正义没有做出准确的界定。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几种较为流行的正义观进行了批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义观。柏拉图指出,正义应是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内在统一,国家整体正义与公民个体正义的相互依存与共生即是对正义理念的体现,国家整体与公民个体各自的正义与否都势必影响对方的正义与否。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探究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论《圣经》的整体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深入探析了《圣经》整体生态正义的内涵,揭示了其秉持的可持续性、充足和团结等三个生态伦理原则,并论述了《圣经》整体正义所蕴含的敬畏自然、践行契约和担当责任等三种伦理观,尝试为新型生态伦理的建构提供精神资源和价值理念。

个案追责的最终目标是整体正义

8月下旬以来,数起令人震惊的生命悲剧,深深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先是刚刚考上大学的山东临沂18岁女孩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近万元学费而气绝身亡,此后又有两名山东和广东的学子因横遭电信诈骗而心脏骤停或跳海自尽。再接着,甘肃康乐县女子杨改兰因不堪生活压力,在杀死4个幼子后自杀,其丈夫也随之自杀。接踵而至的悲剧,以空前惨烈的方式,引爆了汹涌的舆情。徐玉玉悲剧发生后,警方迅速展开追查,案发后仅仅一周,6名嫌犯就全部落网。而杨改兰悲剧发生后。

整体主义正义理论及其现代环保启示

整体主义正义理论从古代到现代存在多种理论形态,其中追求城邦利益的整体主义正义和追求社群利益的社群主义正义是整体主义正义理论的两个典型代表。尽管整体主义正义理论在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学说与主张,有些甚至明显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它们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判断个人行为正当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个体能否促进其所在的整体的利益。如果个体的行为有利于整体的利益,则其行为就是正当的,也就具有了正义性;反之,就不是正义的。整体主义正义理论把维护和增进整体利益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整体利益作为判断个体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可以为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的保护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借鉴。

个案追责的最终目标是整体正义

徐玉玉等人的生命代价,不应仅仅换来追惩个案的短暂发力,而应撬动刮骨疗毒的治本风暴。8月下旬以来,数起惨烈的生命悲剧震惊全国,先是山东女孩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近万元学费而气绝身亡,此后又有两名山东、广东的学子发生了类似悲剧。再接着,甘肃康乐县女子杨改兰因不堪生活压力,在杀死4个幼子后自杀,其丈夫也随之自杀。接踵而至的悲剧,引爆了汹涌的舆情。徐玉玉悲剧发生后,经警方全力追查,6名嫌犯很快落网。而杨改兰悲剧发生后,当地也迅速处分了6名责任官员。但对个案的追责,并未平息舆论声浪。

个案追责的目标是整体正义

8月下旬以来,数起令人震惊的生命悲剧,深深刺痛了中国社会的神经。先是刚刚考上大学的山东临沂18岁女孩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近万元学费而气绝身亡,此后又有两名山东和广东的学子因横遭电信诈骗而心脏骤停或跳海自尽。再接着,甘肃康乐县女子杨改兰因不堪生活压力,在杀死4个幼子后自杀,其丈夫也随之自杀。

第三方诉讼资助制度之引入

第三方诉讼资助制度作为众多西方国家民事司法改革浪潮中的制度创新,目前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已成为消弭诉讼势差、排除诉讼障碍的有效手段,体现着最大化提供民事司法服务和解决民事争端的诉讼社会化理念,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相契合。因此,对于正处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我国而言,应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新发展观念,在顺应民事诉讼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下,尝试引入第三方诉讼资助制度,以解决经济能力处于中间阶层或因财政状况陷入困境的个体对于有价值案件的无力维权问题,补缺权利救济空白,全面提高民事司法资源的社会共享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整体正义的形成。

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之扩张

公益诉讼法律化后的宏大法律图景未能在行动中的实践成为可视的制度实在,公益诉讼法律条款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者推崇实用主义和渐进式功利主义的改革路线和利益导向机制,严格限定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将大量主体阻隔于法院大门之外,割裂协调有序的公益诉权主体链条,致使公益诉讼无法实效发挥制度机能。公益诉讼的制度化或者再制度化可将权利生成和整体正义作为指引公益诉讼精细化发展和长远性发展的基本功能导向,适当开放公益诉讼通道,建构行政机关、检察院、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多元互补的原告主体体系,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务实而理性地探求主体扩张的合理路径。

印证证明:传统、问题与未来——以《监察法》印证证明为切入

2018年印证证明模式被正式载入《监察法》。《监察法》确立印证证明模式既有对刑事诉讼传统的借鉴,又有对纪检监察工作特殊制度和长期经验的传承的考虑。印证证明是我国一项土生土长的证明制度,但近年,由于过去的不当理解和运用而引发的冤错案频发,尤其是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证明标准的限制性前提被引入《刑事诉讼法》后,法学界对印证证明的批判和改革主张日趋增多,将印证证明和自由心证的命运抉择推到了历史关口。印证证明的选择是由我国整体主义正义观决定的,印证证明更符合中国文化。印证证明的未来走向是将证据审查、心证及其他证据规则结合起来,使印证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

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能动主义与法官角色之转变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利益的公共性、原告的弱势性以及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引发了人们对法院司法职能的现代化反思。司法能动主义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定位同环境公益诉讼在"接近正义"的维度相契合,从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官职权行使提供了新的思考进路。由被动性到能动性的转变呼唤法官成为积极的裁判者、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和整体正义的维护者。在新的角色定位下,法官可以通过合目的性扩张解释和适当的规则突破,能动地行使保全权、释明权、程序控制权等各类司法职权。同时,为防止扩大化的法官职权反蚀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有必要明确其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顺位,并对法官职权行使作出理性规制,从而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