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蒋介石、张静江会前达成协议,会上强迫中共代表接受,会后又把既成事实强加给中共中央,不是陈独秀强迫中共代表接受的。

对陈独秀与整理党务案的重新解析

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参与和支持下,《整理党务案》出笼,同样是迫于鲍罗廷的压力,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整理党务案》。陈独秀从始至终都不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决定者。其后,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此信并非像以往许多人讲的那样,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妥协,而是对蒋介石行为的公开批驳和直接斗争。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１９２６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等新老右派的三次反革命进攻面前实施了三次大退让,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甚至是鲍罗廷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陈独秀为何要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读《汪陈联合宣言》有感

对于《汪陈联合宣言》,史学界是一致否定的.但对于陈独秀为何要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却无人探寻.为此,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及文章,试图通过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对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估计不足、为了在舆论上压制蒋介石、受汪精卫蒙蔽五个方面的论述以求解答这一疑问.

析鲍罗廷倒蒋未遂之原因

大革命时期,苏俄在华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复杂,此种关系经历了一个由融洽、破裂到对立的发展过程。中山舰事件之前,鲍罗廷把蒋介石看成“好朋友”。直到中山舰事件前夕,鲍罗廷在北京向苏俄观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提供的报告里,仍把蒋介石的第一军排在“可靠的”序列之中。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觉得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大有今非昔比之感。此后。

黄埔校歌的由来、主题及作用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这是一首气势宏伟磅礴、旋律威武雄壮的革命战歌。每个音符、节拍,都表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建的黄埔军校那个志气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近年来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并先后拜访请教了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长、教育长和代校长的方鼎英先生及一至六期毕业的诸位黄埔老前辈,如宋希濂、陈树华先生和家父李诚一先生,等等,初步考证了黄埔校歌的有关问题,特撰此文如下。

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对国民党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至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为推动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的中国革命而斗争的阶段.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初探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革命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是其历史光荣的一面。但是从党的“三大”以后,陈独秀却一步一步向右的方向走去,终于发展成一条对革命危害极大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呢?笔者试从主客观方面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一、从主观上讲,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根深蒂固,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他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妥协还是斗争──评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妥协还是斗争──评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叶昌友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和５月“整理党务案”后，６月９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上公开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信》）。过去，由于受到共产国际、苏联和对陈...

重评陈独秀关于改变国共合作形式的建议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虽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正确的建议.我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他提出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就是正确的一例. 一,陈独秀改变国共合作形式建议的提出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得手之后,他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极力限制打击我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发展,公开迫使我党和无产阶级服从其意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起而反击,公开分裂;要么妥协退让,俯首称臣.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认为国共合作不再可能保持下去,就决定选择前者,退出国民党。

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领导者

既然国共合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提条件,而且合作又是采取“党内合作”形式,那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应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领导的。当然,国共合作下国民党领导包含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领导中的共产党领导作用有一个由强变弱的变化过程: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局及主要原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胜利、成功之处。主要有: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主力;给农村封建根基以震撼;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等。这些胜利就是在蒋、汪叛变革命以后也难于倒退回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也教育和锻炼了中共党人和广大工农,使中共逐渐成熟起来。因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应简单称“失败了”,而提“遭到严重挫折”为妥。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形式上的烦恼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前,陈独秀为什么由主张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政策转而又接受“党内合作”政策?两党合作过程中,他为什么又主张国共应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先后三次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而这个意图为什么又未能实现?对这些问题,迄今未见专文系统论述。本文试图作一管窥。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看又联合又斗争的重要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当时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而民主革命须有广大革命力量参加等特点出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然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中共还处于幼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的至关重要性,

柳亚子第一个认定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

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柳亚子,从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立场出发,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非常正确的。早在1912年1月,柳亚子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骈文秘书,当得知孙中山先生迫于压力同意“虚位以待”,愿意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时,就托病辞职,来到上海《天铎报》社,连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认定袁世凯将是开历史倒车的小丑。四年之后,证实柳亚子的看法完全正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的大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柳亚子综合种种信息,认定蒋氏不会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氏将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兼谈这一问题研究中的经验教训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从一九一九年诞生至一九四三年解散的二十四年中,曾给中国革命有益的指导和极大的帮助。在大革命时期,它竭力促成国共合作,声援五卅运动,支持工农运动,推动北伐。

鲍罗廷土地革命思想初探

大革命后期,亦即武汉时期,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鲍罗廷,放弃了他原来极力主张的土地革命思想。关于大革命后期,有无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学术界有争议。笔者拾遗补缺,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教。 纵观1923—1927年大革命所走过的短暂历程,考察鲍罗廷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不难发现,前后大相径庭,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