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之形成问题

将见于商周器物上的数字卦与传逝文献的有关记载结合起来分析,商周时期应已存在用两个符号记写的六十四卦体系;周初陶拍所见易卦与传本《周易》相同的非覆即反的排列方法,也表明当时的筮书应是用两个确定的符号记写的;六十四卦应如文献所记是由八卦重合而成的,而这种八卦形成的前提同样是将其记写符号确定为两个;构成八卦的阴阳爻应是按阴阳观念将偶数记成“一一”,将奇数记戚“—”的产物。

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

关于所谓数字卦的说法,从1978年张政烺先生提出后,逐渐成为一种公认的说法。然而从竹简发现来看,数字卦说法是错误的。组成这些所谓数字卦的符号,并不是数字。对竹简易卦符号的研究,应注意区别经文与实占,经文只用卦画,而实占则可能用到记四象的符号。

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讨论效字卦与《周易》的关系、数字卦与筮法的关系、作为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体例变化、以"大衍之法"为代表的占筮方法的基本原则等相关问题,认为西周时候的两个并列的数字卦不是一次算卦的记录而是两次算卦的记录,是结果相近的两次占筮的记录。也就是说,根据"先卜而后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原则,西周时候就重大事情一般要进行三次占筮或占卜,以含义互相接近的两次卜筮作为最终结果;而这两个含义互相接近的占筮被直接记录下来,就是考古发现中的两个并列的效字卦。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的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其6卦 二二相耦,分为3对覆卦,可能是出于覆体为占的需要。

数字卦与《周易》

文章的第一部分简单回顾了近年的数字卦研究,重点评述了六篇论文,对文章中的观点提出意见。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数字卦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一是数字卦之说能否成立;二是阴阳爻与数字卦的关系;三是数字卦研究应注意古代筮法的多样性。文章论证了阴阳爻可能由数字一、六演变而成的观点。

包山楚简中的数字卦

包山楚简中有6组数字卦, 把每组数字卦转换成相对应的周易卦, 则每组数字卦由本卦和之卦组成, 以本卦、之卦特别是互卦卦爻辞的占断结果与包山楚简相对应的占辞相比较, 基本相合, 说明包山楚简中的数字卦当是周易卦, 而且已包含互卦的观念。

数字卦与简帛易

数字易卦走过了它五千年的漫长里程,至西周晚期《易经》一书的创成,才在真正的意义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虽然战国秦汉之际的简帛佚籍中亦存留着大量数字卦,然而此间的数字卦,其数字已经完全成“符号”性质了,数字卦与符号卦已经走向了统一。

数字卦的解读以及《易》卦起源

数字卦的准确解读是理解和阐释数字卦的基础。数字卦是古人占筮的直接记录,所以在解读中必须要把数字卦与筮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要针对可能发生的变卦情况进行归纳和判断。因为古代的筮法仅有"大衍之法"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对李学勤先生所归纳的两类数字卦的变卦情况进行假设并进一步推测每一个数字卦所代表的吉凶含义。这里,两个并列的数字卦和旁边刻记有文字的数字卦可以为我们的假设及推测提供一定的检验依据。仅仅依据商周时期的数字卦,并不能够推断六十四卦符号的起源;根据数字卦的所谓演化过程把六十四卦符号的最终形成时间放在战国时期,这就意味着本末倒置。

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

目前我们已在甲骨、铜器、陶器以及楚简等出土材料中发现了大量数字卦例,在对其进行细致整理后发现,数字卦在用数体系上存在用"七"还是用"一"的区别。根据用数的不同,我们将数字卦分为"一系数字卦"和"七系数字卦",它们应分属不同的筮占系统。一系数字卦用数有四、五、六、一、八、九,七系数字卦用数有四、五、六、七、八、九,在实占卦例中,两系数字筮得的概率都是七、一与六最高,占四分之三以上,其余数字都以八为多,五次之,九再次之,四尚未出现。这种数字出现的规律可为数字卦的区域研究,尤其是楚地数字卦的研究提供参考。

再论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诸问题

清华简《筮法》能够给数字卦问题的讨论提供可靠的资料和进一步深入的契机。数字卦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清华简《筮法》篇能够给这一论断提供十分有力的支持。清华简《筮法》揭示了筮法问题的复杂,不仅对成卦方法研究需要考虑到各种可能,而且对解卦方法的研究也要考虑其多样性。在总体上,清华简《筮法》占筮系统与《周易》占筮系统有着很大的理论差距,前者应该不属于三《易》系统而属于民间杂占一类。特别是就一种民间流行的占筮系统而言,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中《周易》解说22例所反映的官方易占系统差异明显。

数字卦两点思考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讨论了数字卦的问题,试图说明数字卦以数字为媒介的原因,以及数字卦在原始阶段与数字的奇偶性无深切关系,因为奇偶性的引进需依赖数学知识的增加,而殷人的数学知识还不足以有效地控制卜筮过程。

从“数字卦”看《易经》的形成过程

《易经》的产生,本源于筮法;筮法的发展,至商周之际发展基本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卦变的出现。考古发现中的"数字卦"的卦变现象,尽管仍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远没有后来的"大衍筮法"那样有着严整的规律性和哲学意义,但它毕竟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催生了"爻"的概念,引起了人们对爻变的注意。周人对《易》卦增益六爻的过程,既是一个熔铸新思想于易卦的过程,更是《易》卦筮法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数字易卦与易经

数字易卦的源头可上溯到八千年前。自伏羲时代经炎黄时代到夏商时代,数字易卦走过了它五千余载的漫长历程。出土的大量文物考古资料表明:数字易卦本为易经的根基和来源,易经则为数字易卦的演变、发展、升华和突变;二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是从渐变到突变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

从甲骨卜法看数字卦例

文章从甲骨卜法的角度分析了一些数字卦倒,认为数字卦例中也存在单贞、对贞、选贞和一事多卜等贞问形式,在承认数字卦筮法与甲骨卜法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对数字卦例中两两并列的刻写形式提出了新的分析,认为它们是一次正反对贞的结果记录。

数字卦的名称概念与数字卦中的易学思维

数字卦的记录形式是由一组数字纵向排列而成,属于古代筮占的一套记录符号,具有实占数字和卦画图形双重属性。数字卦代表了古代筮占的早期阶段,三《易》是筮占逐步走向学术的代表性成果,是筮占大范畴中的三条特殊支干。与《周易》中所蕴含的易学思维相参照,西周陶拍上已发现了覆卦的思维,两周之际的鼎卦戈上则出现了数字卦与单纯卦画并存的现象,再下延至战国时期上博简《周易》卦画、卦名、爻题和卦爻辞的齐备,在出土材料中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易学体系渐趋完善的过程。

“数字卦”考辨

近年来,"数字卦"的提法,为《易》卦画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近年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年的简帛《易》"数字卦"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定战国中期《易》卦画与今本《周易》卦画一样;分析商周"数字卦"的筮法和解释法,可以认为"数字卦"是《易》筮法成熟的产物,而且也只有《易》八卦、六十四卦体系形成才可以解释"数字卦"现象,因此商周"数字卦"是《易》卦画已经出现的证据;根据新石器晚期"数字卦"材料,结合民俗资料,可以蠡测八卦创制于"伏羲"时代,产生于隐含"分二"数理内涵的揲二筮法。

也谈所谓“楚简数字卦”问题

宋华强先生的《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一文认为楚简中的易卦符号是所谓数字卦,并反驳了李学勤先生对数字卦说法的质疑,但楚简中的易卦符号不是数字卦,而且早期出土材料中的易卦符号也都不是数字卦。研究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应该区别经文和实际占筮,而不是以时期划分为数字卦和阴阳卦。

由数字卦材料看《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的一些数字卦材料，六爻卦与重卦是有区别的，重卦必然是六爻卦，但六爻卦未必是重卦。从西周陶拍、高青卜骨上的数字卦看，早期的重卦并非用阴、阳爻画记录，用两个符号记录的重卦是后来发展的结果。《易经》的象数体系是在西周早期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与之同时，卦爻辞系统也被逐渐整理，并在西周晚期形成今本《易经》定本。从考古材料看，《易经》的早期发展应有民间巫觋的参与，但最后的提炼加工，并撰成今本《易经》象数、卦爻辞系统的应该是西周王室巫史职官。

从数字卦和卦象看《周易》的成书

《周易》的"象"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文献《三坟》。卜筮在商朝时已成熟,早在商朝时就有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之分,所谓组成数字卦的数字应该是符号而不是筮数,在《周易》之前有《商易》,《商易》是商代巫咸结合远古文化与筮数而成。在商周时期有官方《易》和民间《易》,《周易》是对商代官方易学《商易》亦即《坤乾》的损益。从各种文献看,今传本《周易》的成书是比较晚的,《周易》形成后有很多不同的传本,亦有义理《周易》和卜筮《周易》之分。

关于“陶器时代”的论证(之三) 八卦起源于陶器时代的数字卦

远古华夏陶器时代首先出现了数目字的刻符。陶文数字刻符与占筮术结合起来,就出现了"数字卦"。如崧泽文化遗物、安阳殷墟陶罐以及商代朱家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出现了数字卦,这与用甲骨占卜同时。古代汉字并非起源于八卦,而是相反,八卦由陶器时代的数字占筮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八卦起源于原始陶文数字(十进制而非二进制)。因陶器时代一直延伸到春秋战国之际,所以可说八卦是陶器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