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边界问题探究——基于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的考量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又是目前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形式。虽然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普遍性和便捷性能满足公众对于司法知情权的需求,但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相关人员的隐私权造成侵害。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裁判文书公开提供了良好的载体,但也使得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碰撞更为激烈。通过比例原则和可分割性原则,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权,以此对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中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予以平衡。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完善刍议——以公众监督功能的作用机制为视角

裁判文书统一上网公开的规定,标志着经过十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生效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最终确立。然而,现有制度的构建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完善现有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应从它的基础性价值功能即公众监督功能入手分析,建构"公开-监督-反馈"三个环节,才能构成完整的公众监督功能作用机制。因此,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不能仅仅是上网公开,有必要建立公众评价、舆情动态跟踪、判后答疑、督促和纠错、责任追究等机制,以期推动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试探裁判文书上网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

裁判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实现。然而,上网的裁判文书中存在一些个人信息容易被他人不当利用。对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借以规范裁判文书上网,减少个人信息被曝光的几率。但是,由于对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偏重,在上网的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并不尽如人意,终使信息权利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完整保护。因此,必须在裁判文书上网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重新作出衡平。在《民法典》强调个人信息使用必要性的语境下,衡平应以必要性原则为引导,适当侧重个人信息的保护,在上网的裁判文书中删除不必要的个人信息,以使社会公众知情权和个人信息都能得到最大化保护。

被遗忘权范式下裁判文书上网后撤回机制的检视与优化--基于131份撤回文书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定向分析

不恰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可能会对当事人权益、司法公信力等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完善上网文书的撤回机制,是法院风险控制和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裁判文书上网后撤回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操作规范的缺失使得实践层面审查程序无法可依,大大影响了纠错功效的发挥。结合被遗忘权对撤回机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从公权力、私权利的角度分析确定当事人的程序地位,从司法知情权、个人隐私权的角度判断是否应当撤回,从审判权、审判管理权的角度明确撤回的审查程序,从独占化、共享化的角度分析如何实现撤回效果。最后以法院需求为出发点,提出公共利益优先、程序正当、可分割性、可识别等原则,从实务角度提出相应的可行性优化建议。

关于司法公开中国模式的调查报告——以裁判文书上网得失为视角

司法公开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司法公开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法院在扩大司法公开范围的同时创新了司法公开的方式,推进了司法公开进程。裁判文书上网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民的司法视野,引领了司法改革的方向。本文以裁判文书上网为切入点,管窥当前我国司法公开的隐忧与出路。笔者通过实际调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式深入了解当事人-围观群众、法院工作人员、法律服务从业者三大类群体对裁判文书上网的态度,归纳总结了当前裁判文书上网的现象及存在问题,并剖析了当前以裁判文书上网为代表的司法公开隐忧背后的原因为司法民主与法官压力、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保密需求、整体审判管理业务与业务部门要求等"二律背反"矛盾使然,将目前司法公开面临重重障碍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完善的司法公开具体规则、构建循序渐进的司法公开中国模式、加强司法公开的技术支撑、健全司法公开监督制约机制、平衡司法民主与隐私权保护、提升法官审判能力和责任意识等举措,为司法公开提出了中国方案。

论裁判文书上网对《法律文书》课程教学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所使用的有关文书具有陈旧、质量不高、理论和实践脱节等问题。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设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其要求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的规定对《法律文书》的教学带来了新的促进,有利于学生接触最新判例、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推进不同课程的交融。也给《法律文书》课程教学带来了新的要求。

Kano模型视角下的裁判文书上网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裁判文书上网成为公开的主要途径。法院对社会提供的这一公共服务同样需要针对公众的需求结构提升供给的质量。与传统对质量的单维度认知不同,Kano模型通过多层面表达服务或产品的表现与用户感受之间的关系。从Kano模型的视角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现状进行检视可以发现,裁判文书上网的及时性及其可获取性是裁判文书上网中的两个基本型需求,规范不上网情形的处理原则和程序是用户的逆向需求,提高检索和获取的便利性是用户的期望型需求。这几类需求的规范和实践仍存在一些缺陷,今后的裁判文书上网应当针对不同的需求类型有层次地提升服务质量。

浅析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下司法预测的问题以及对策

随着中国互联网系统相关文件的修改和司法案例数据库的开展,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利用大数据要实现预测成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案件,但是,在许多现实问题中,网络审讯系统、如何提高司法文书的质量、创建便捷的数据库和检索系统、建立完善的案例指导制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裁判文书上网模式下当事人实名公开制度之反思--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6条为切入点

裁判文书上网的目的在于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司法监督,但是如何在保证裁判文书记载的审理过程最大还原性下又保护好诉讼参与人的个人信息资料,无疑是现在甚至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剖析当事人实名公开制度背后的立法原则支撑,以例外之例外进行反证,推导出该条款的不合理之处及其风险并提出修改意见。

裁判文书上网再寻路

最高法院表示从未“叫停”裁判文书上网,但一直在整改优化,将另建案例库、文书库,用于类案检索和内部查询。裁判文书公开将向何处去?2023年12月11日,北方迎来隆冬初雪。这一天,最高法院原本对内下发的一纸通知,亦如雪花般飘进公众视线。

裁判文书上网走向渐明

争议月余,裁判文书上网制度走向逐渐明了。继先前表示从未关停裁判文书网后,最高法院再次发声,明确提出将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据新华社消息,在2024年1月14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法院提出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要求我们深化司法公开工作。”

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是本轮司法改革着力推进的一项改革措施。自2010年与2013年先后两版《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发布以来,裁判文书上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利用信息技术对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所有文书进行了重新提取与分类整理;对已公开文书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通过翔实的数据展现了我国裁判文书公开的现状与态势。利用这些数据,结合实地调研,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对裁判文书公开的全面性、及时性以及公开内容的妥当性进行了全面考察。结果显示,文书公开的全面性依然不足、公开的及时性效果欠佳、公开内容规范化程度不高,背后存在公开规定细节模糊、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信息技术能力不足、审判区域差异明显等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建议。

文书上网背景下“后裁判效应”的理性应对

在肯定裁判文书上网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同时,更须认真研究文书上网的"后裁判效应"。从客观必然性、主观能动性和关联互动性三个维度展开剖析,指出文书上网承载多重功能、负面舆情能动应对机制的缺失和案例指导制度尚未有效确立是造成目前"后裁判效应"的主要原因。期待通过完善文书说理的约束激励机制、信息收集回应机制等制度的优化,逐渐淡化"后裁判效应",推进文书公开进入全新的时代。

政务公开视域下的裁判文书上网机制

基于裁判文书在性质、行为属性、保护法理和功能目标等几个方面的二元性,裁判文书上网应遵循程序主体、价值衡平和全部上网等三大原则,并在权力主导下,赋予当事人一定程度的程序话语权。具体制度设计时,根据裁判文书的类型和具体内容等,可考虑作原则上网、原则不上网、合意不上网和隐名上网等类型化处理,并基于裁判文书公共性的半衰期和当事人回归社会、权利保障等因素,对裁判文书实名上网的期限作必要的限定和匿名化处理。

裁判文书上网与普通案例的参考功能——以刑事案例为立足点的分析

案例指导制度设立后,为满足司法实践需求,有必要重视普通案例的参考功能。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后,传统制度框架下普通案例存在的局限性得到了有效克服,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平台,普通案例的参考功能也得到了一定的扩展。为确保普通案例发挥预期的参考功能,需要明确其法律定位,同时在裁判文书上网的背景下,有必要重视普通案例裁判文书的规范要求。

领导意愿、机构能力和司法公开——北京、上海、广东裁判文书上网率的初步研究

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率不高,在全国省级法院中排名靠后,其原因不在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要求的权威度不够,而在于该要求不能得到持续执行。此外,裁判文书上网的意愿不足、能力受限都是北上广法院上网率不高的原因。就后者而言,北上广法院审理的案件量大、案件复杂程度高,制约了裁判文书上网的能力。

域外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比较研究

裁判文书上网是司法公开的重中之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裁判文书网络公开平台。本文从裁判文书上网的法律基础、上网范围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主体和平台、审核和救济程序、查询检索功能等五个方面,比较美国、欧盟、新西兰、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裁判文书上网实践,并提出完善国内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的五点建议。一是制定法律,为裁判文书上网提供立法保障;二是确定上网范围,平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三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裁判文书上网的实用价值;四是调动社会力量,延伸裁判文书上网的法律和社会功能;五是建立以裁判文书上网为主、其他方式公开为辅的司法公开机制。

中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评估与建议

中国刑事裁判文书上网在落实司法公开、实现对司法权制约和监督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刑事裁判文书上网的范围虽有规定,但其规定相对模糊,实践可操作性不强,有待明确具体范围,为文书上网提供依据。文书上网具体流程包括:前期准备、具体操作和后续处理,要确保文书撰写无瑕疵,上网屏蔽零瑕疵,避免文书选择性上网,真正实现方便社会民众获取,使文书上网成为监督审判的有效途径。

我国裁判文书上网的问题研究与对策分析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形式。目前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在及时性、重要裁判文书所占比重、隐私权保障以及与民意互动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导致上述问题的因素是多元的,可从主观原因、制度原因以及本质原因三个层次进行解析。完善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之关键在于以"权利保障本位论"代替"司法权力本位论",具体而言,应从制作主体、制度建设、权利保障、舆情应对四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进行优化。

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法理反思

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上网制度自2010年开始建设,又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在短短6年内历经3次变化,反映出改革者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局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及其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并反思其背后的法理基础。通过对3个版本的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改革文本的梳理,发现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存在两种价值取向:通过立法宗旨表达出来的规范价值取向与基于合法性追求的能动价值取向。规范价值取向旨在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来监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而能动价值取向则通过裁判文书上网所形成的诉讼信息来参与社会诚信建设。我国现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主要向能动价值取向倾斜,以便增加改革者所期望的合法性资源,但这并不符合社会信用的生成逻辑,同时也有悖司法权威的作用机制。未来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调整应向其规范价值取向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