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父子与安龙文人交往轶事

张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式到兴义府任知府,先后两任,总计在郡13年多时间,是清代黔西南建府后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知府。张自幼好学,读书至老不倦,喜与文人交往,公余常召文人聚谈,终日不厌。张之洞受其熏陶,继承了这一良好家风。

屠隆三教观对其诗文理论的影响——以与王世贞交往为视角

万历年间,屠隆急于改变明代学诗“好猎众体”“无当一家”的现状,学习古人“专精一家”的方法,专注于复古的诗文思想,最终找到自己的理论知音——王世贞。王世贞晚年也将屠隆归为“末五子”之一,彻底将其纳入复古派的麾下。但从屠隆与王世贞交往的书信及屠隆让王世贞参阅的理论文章中可以发现,屠隆归依于复古思想的同时,性灵的闪光若隐若现,而三教融合的屠隆哲学正是其突破复古藩篱,走向性灵的重要思想渊源。若从屠隆与王世贞的交往角度进一步探索,则可以为屠隆的诗文理论的变化找到支撑。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论《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记载了各式各样的文人交往。通过与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即忠恕、诚信、从义不从利、适度原则相对照,该小说中的文人交往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文本中超过半数的文人交往颠覆了传统;第二,符合传统所倡导的交友之道的文人交往集中在贤人和下层人物身上,而以下层人物为主的交往尤其值得重视;第三,解构与建构交叉进行。本文亦阐述了《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交往之所以会有上述特点的原因:一是与作者的际遇有关;二是与明清两代的友道观念有关;三是与《儒林外史》的选材和写作目的有关。

持守与限制——从文人交往看刘绍棠乡土文学主张及其困境

文人之间的交往对文学创作、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刘绍棠在探索文学方向的过程中,通过与老师孙犁的交流,与文学评论家雷达的探讨,与文友王蒙、林斤澜、从维熙和邓友梅等人的对话,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主张,并坚定走乡土文学道路。但由于刘绍棠理论主张的偏狭、秉性的固执以及文学时势转换等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潮中,其对乡土文学的持守造成了他难以克服的创作局限,也使得他的创作趋于沉寂。

论交往、传媒与近代舆论空间建构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近代报刊与文人交往及公共空间建构之间的关联性及对当前网络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的借鉴意义。现代知识分子在传媒业的引领下朝现代都市流动,聚集在现代新闻出版行业。文人的流动又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化传播。同时,围绕报刊,文人之间开展的现代交往极大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构建起了一个现代信息交换网络的交往空间。这种交往公共空间又通过报刊引领全国舆论,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公共空间。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公共空间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力。

明清文人的书籍社交——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明清文人群体中,《史记》的社会呈现方式多样。珍贵版本《史记》在群际交往中,获得了一种突破书籍内容本身的形式意义,被赋予“人情”的内涵而流转。以《史记》为中心的不同群体的社会交往中,以莫友芝为中心的曾国藩幕府相互借阅、多方寻购善本、校印出版《史记》,促成《史记》近代精善版本的问世;以缪荃孙为中心的藏书家,基于共同的收藏爱好,以《史记》的版本鉴定、善本鉴赏、抵押置换等活动为主要交际特色,展现了藏书文化与学术风气在帝制结束后的一种延续。

东亚四国文人的汉诗唱和

一朝鲜历代与中国文人的诗文唱和、文学交流,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日本、越南也使用汉字,也有汉文学,汉字和汉文也成了他们交流的国际文字和语言。在日本、朝鲜、越南的使臣和文人交往中,留下了许多以汉字为载体的诗文唱和作品,成为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

佐藤春夫与创造社作家们的恩怨

日本现代文学大家佐藤春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跟我国创造社作家为主的一批青年文学者有过交往。这段文人交往既在两国现代文坛史上留下了佳话,同时又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表现什么?文学家的立场应该在哪里?本文旨在揭示日本侵华战争大背景下的该段文人交往史实,同时探讨中日两国作家"国民立场"与"文人立场"的冲突。

唐宋日常友谊诗词研究

友谊是人类重要而美好的情感,唐宋诗词中有不少表现文人之间真挚友谊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所展现的是文人之间友谊的日常交往,这种日常活动恰如维系生命的泉水,是友谊不可或缺的常态内容。从寻访、同游、聊天、惜别、思念、赠物、悼亡七个层面,挖掘唐宋文人友谊的日常状态,可以领会到唐宋文人友谊清新沁人的魅力。

中晚唐令狐氏的家族特征与文学影响

中晚唐时期,令狐家族不仅是世家大族,也是重要的文化大族。令狐家族成员践行儒学风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政治地位得到提升,推动了令狐家族的振兴。令狐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繁盛,他们通过诗歌创作与提携文人等行为对中晚唐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越贈和詩叢考

中越古代文人交往頻繁,又喜投贈唱和。上自帝王公侯,下至商販走卒,多見載中越史志。余於其中,見兩國關係之密切及行人辭令之風雅,遂不揣愚魯,稍加論次,凡以詩見事者匯爲一編,並考其來歷,正其訛誤,存古人交往之故實耳。所收已逾二千首,存名姓者三百五十人,然未敢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也。今摘録若干,就正於讀者方家。中國作者,除李覺、黄福外,皆見於《全元詩》,越南作品,亦另見黎崱《安南志略》《越嶠書》等。凡上書已述及者,今皆從略。所引文獻,亦多見收於四庫系列叢書,檢索甚易,爲使文體簡浄,不再詳細出注。

元人宋褧交游考略

宋褧（1294-1346），字显夫，大都（今北京）人，元泰定元年（1324）左榜进士，为元代后期著名的诗文名家，历仕泰定帝、文宗、宁宗、顺帝四朝。本文以其文集《燕石集》为主，运用其他文集材料，对宋襞的家世、生平、交游等问题进行考证。通过宋襞的个案可窥元代文人的交游在途径、方式上与前代并无差异，文化多元性成为元代文人交往中的重要特点。

鲁迅先生的扬州情结解析

鲁迅与扬州关系密切,他与扬州人有交往,通过对历史的钩沉,对世俗的关注,对文学的点评,对艺术的评析,他对扬州历史文化进行了睿智而深邃的评说。时间上,从早期的20世纪初的《坟》到1935年的《花边文学》,持续三十多年;内容上,既有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社会生活的评点;形式上,既有专论犀利深刻,也有随笔点染,皆成妙境。

“贪杯”的鲁迅

正如我国许多文人,鲁迅与酒也有不解之缘,对酒文化颇有研究。鲁迅日常生活中颇多酒局,诸多诗歌、小说等创作中都离不开酒,日记中留下不少酒与醉的记录。在这些与酒相关的文字中,勾勒出鲁迅生活境况、文人交往的画面,是鲁迅人生与创作的另一个侧写。

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

在清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北京琉璃厂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里,一些燕行使臣和随员从事着访求朝鲜王朝政府及个人所需书籍的活动;也正是在这里,他们与清朝文人进行着深层次的交往。有关情况国内史料记载甚少,且不受人关注。所幸这些内容在朝鲜燕行使臣及其部分随员所撰写的"燕行录"多有反映。不仅如此,燕行录所记载的琉璃厂还在其他方面补充了中国史料的不足。本文即对此进行发掘分析。

梨园梦寻——“唯美主义者”艾克顿的中国古典戏剧译介

曾在中国居住7年的英国学者哈洛德·艾克顿一生著作颇丰,关于"中国"的多部作品就有小说、译作和回忆录这三种形式。艾克顿是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的先行者。在他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古典戏剧占据了极大比重,主要有71部京昆名剧和《桃花扇》《长生殿》2部南戏全本。除了译介,艾克顿还通过小说、回忆录、文人交往和文物藏品等形式向世人呈现他所重视的中国古典戏剧的美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对中国文化的西传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鲁迅的饭局》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

悦读

“引领阅读风尚,培育人文精神”。感受别样的民国生活现场感《鲁迅的饭局》作者:薛林荣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在文学史外立体丰满的鲁迅形象。